幕后杀手

园中遇害的两朵花——看《植物园》（又名《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 记◎片名　The Chinese Botanists Daughters ◎年代　2006 ◎国家　中国/法国/加拿大 ◎类别　剧情 ◎导演　戴思杰 Dai Sijie ◎主演　Mylène Jampano 　　　　李小冉 Li Xiaoran 　　　　林栋甫 Dongfu Lin竟然没有看过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就来看这部《植物园》了，一种跳过境的感觉。

虽说影片导演是法国籍华裔人士，可是在影片中没有法国片的那种轻松、调侃的气息，植物园中蓊郁苍翠的景象却不能替代人物内在生长的情感。

看到最后，还是那样淡淡然，没有情感的爆破口，却就此划上一个沉重的尾巴。

之于植物与人的故事，比比皆是。

近年来崇尚健康的活动，似乎都与植物有关，或是登山，或是探穴，或是天然氧吧等，人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导演将两个女孩子的爱情故事放在这样一个清新而充满生机的植物园中，肯定有其独特的用意。

当李小冉饰演的陈安在花房香薰下支肘而卧时，我忽然想起了法国表现主义画家卢梭著名的画作：《梦》，在争奇斗艳的繁花异草丛中，一个梳着辫子的裸体女人坦然的微笑着。

正是在那样斑斓的情境中，肉体显出其纯粹和惊艳来。

我忽然明白，导演的这种用意，是想借助于那样一个闭塞的环境，引出一段同性爱来，之所以放诸这样一个看似“与世隔离”的空间里，是为了让这样的感情看起来更质朴，也更纯粹。

也许，他的意思是避除繁尘俗世中的物欲万象、贴近原始生态的状况下，观众才会更清晰的看懂两个女人如何经营一份爱情，她们之于自然，显出那份单纯与落寞来。

但如何认为这是一个隐喻，将植物园喻为中国，这有点牵强，如果将之形容为中国“禁欲”时代对“性”的禁锢与同性之爱的扼杀，这也许更加贴切。

如果除去人物装束及最后审判等场景的表现，导演甚至将繁重的时代背景也一笔带过，这种虚化手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之间的“情感”主线，而恰恰是导演过多着墨于气氛和镜头景象，相对缩减了人物情感主线的交融、放慢了情节进展的速度，便每一次情节的突转不够自然，比如父亲突然闯进“裸体浴室”，两个女子在法庭被判处死刑，都有些突兀。

因为之前，导演并没有过多点明那个时代的不开明，而只是用一种“虚”的情境（也即植物园那种闭塞的气氛）烘托出诡异与潜藏的不安来，因此当这种现“实”处境的出现时候，忽然像打在一团软面粉上的拳头，让所有人震惊了一下。

从事件导致人去反思的一拳，打得好，但如果从一部影片的架构上去打这一拳，未免太过突兀。

影片中虽描绘女同性恋的故事，却把男性同胞处理成“暴力”与“古板”的象征，似乎有点刻意，比如那个知道自己妻子不是处女之身时对其实施暴打行为的蛋蛋，一身发达的肌肉；还有那个作为父亲形象存在的陈教授，让人感觉到中国政权下“父权”地位在该片中的一度迷失与最终的回归与权威。

导演有意这样的处理，其实想更放大李明与陈安的爱情，但效果其实是差强人意，反而使异性之间的融合显得异常古怪，这种关系的疏离和分崩离析使得人际环境刻板起来，这恰恰是不符同性爱世界排斥异性的观点，这种刻意只能说是一大失误。

影片中，教授的古怪，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的脾性更像是一只养尊处优的古董座钟，每一分每一秒都遵循着自身的“刻度”实行，当他身边的人触犯或违反了他的生活刻度时，便勃然而怒。

他七点半吃早点，女儿八点送到，便拒绝再吃；泡茶要用雨水煮，而且各个季节的雨水他都分辨得清，也许正是这样谨严的作风，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教授，也正是这样容不得瑕玼的胸襟，使他患了心脏病。

在林栋甫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上，很难看到其可爱的一面，但是他爱吃鸭掌那个细节还是教人难以忘怀。

当这个家庭缺少壮丁，也即陈教授的儿子蛋蛋（滑稽的名字）回西藏部队时，两个女人似乎成了当家。

陈教授想吃鸭掌，却因为李明不喜欢吃而没有买，最后陈教授亲自跑去小店大吃一顿。

总之，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变得若有若无，这让他日渐困惑的问题，最后终于被他找到症结所在。

原来自己的女儿正和嫂子搞着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一开始，李明就用独白告诉我们，她是一名唐山大地震幸存的孤儿，三岁开始便在孤儿院长大，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

她在那个时代长得十分独特，而且气质迷人。

当她找到植物园去实习时，与教授的女儿陈安相恋。

这时陈安的哥哥从西藏回家省亲，一眼就喜欢上了李明（这个太怪了，好像当兵的没有见过女人，一见面就要当老婆），从陈教授和儿子的对话中，仿佛只是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没有嫌弃她的出身和地位，这和中国当时的传统观念也是不合的，更多人还是强调“门当户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尤为注重。

当陈教授将一名生育了五个孩子的母亲请上儿子的喜床，却对应了那种“盼孙心切”的大人心思，可见人物刻板中仍不失普通百姓的心态。

但以李明为主视线的情节进展却没有贯穿整部影片，只强调了首尾，中间部分倒是李小冉饰演的陈安跳出来成了主线。

她带李明上寺庙后山挖人参，并传授给她一些植物学的知识，这让观众也仿佛对自然亲近起来，并对那些自然界的精灵们赋予了感情。

导演用十分通彻的镜头语言告诉我们，这两个女孩子十分可爱，而且有良知，也很感性，但最终却被无情地剥夺了生命，他以一种淡淡的口吻在遣责中国之前对性问题的闭塞。

这种闭塞如同那个死去的陈教授，最终只会咎由自取。

试看我们今天的中国，就因为之前性观念太过闭塞，以致如今网络时代、媒体时代到来，产生了一系列性问题上的负面影响，艾滋病传染迅疾在人群中传播，情色案件此起彼伏，色情网络屡禁不止……难道中国政府不应当自我反省一番吗？

这部影片因为题材敏感，不予在中国内地拍摄，只好转往越南，不正好也说明此一问题吗？

影片没有让人感怀至深，只是揭示了一种现象，因此很难让人步入这样一对特殊情侣的感情世界中。

除了一些裸露的场面及暖昧的举止外，没有看出这两个人的爱情之“深”，这是很遗憾的。

在近年来许多影视作品中关于同性感情的描写层出不穷，《男孩不哭》、《女魔头》、《蓝宇》、《断臂山》在处理情感深度上都比该片要强。

真希望戴思杰能摒弃一些形态表象上的元素，而真正将人物情感摆放到主要地位来，使影片更加贴近人的内心深处。

11月30日

在百度上搜索戴思杰的资料，有几张他的照片可以观摩。

镜片后的双眼吐露出狡黠凌厉的目光，不是和善模样；站立的姿态带有一股小心翼翼的气宇轩昂，仿佛生怕踩错了点，碰倒支柱，破坏掉精心圈出来的帷帐。

那种骄傲不是贵族式的与生俱来，张爱玲只需一个微微仰头就恰到好处，将世间繁华与苍凉压在颌下，看透人性跋扈。

戴思杰说：我想证明我是个聪明人。

此话一出，自然是昭然若揭了。

证明本身意味着目的性，而证明给谁看是一个隐性倾向问题，它决定了证明的方式、过程甚至是结果——你究竟是出自何种定义的聪明人呢？

他让我想起《解放军在巴黎》中面目可疑的绿军装。

那是台湾人扮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这句话出自英国作家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的小说《坦克雷德》，被萨义德用于《东方学》的开篇。

本杰明意义上的“谋生之道”（career），是指东方会引发起西方年轻人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而不仅仅止于西方人依靠掠夺殖民地财富以使自身利益获得满足的物质索取表层。

东方对欧洲人而言是浪漫而传奇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

”正是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视角，使东方立于他者地位，是被审视对象，判定标准来自于西方（更准确的说是欧洲）。

在那里，欧洲民族的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

虽然东方激发了西方的想象和热情，但仅仅是器质性的存在，东方的谋生手段，必须满足西方要求方可成立。

具体到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上来，电影毫无疑问是西方的工业和文化的产物，其话语体系的建立自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和规则。

尤其是身居海外的华人导演，更面临着巨大的文化立场难题，文化差异和西方文化霸权是创作的天然屏障。

大致上，我们可以将海外的华语导演划分为三类：1.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主宰下的商业制作模式。

这一派以香港的吴宇森为典型代表，在好莱坞的机制下运作。

2.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下的个体写作。

《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导演戴思杰，正是走了这样的谋生之道。

3.游走于中西之间的双重视角构建。

李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西两派文化的深入探索和双重批判。

他深谙双方的价值观念，同时保持了自己清醒的判断，这正是别人不可企及的优势所在。

暧昧的戴思杰和封闭的植物园戴思杰是一只文化蝙蝠，身份模糊，立场暧昧。

他已在法国旅居23年，却不愿加入法国国籍。

原因是害怕自己在转变身份之后无法写作，产生思想上的断裂，进而不断追问“我是谁”这个问题。

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对《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刻薄的指责，他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任何政治都不感兴趣，自己的电影没有政治立场。

《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是自己完全站在女性立场上拍摄的一部电影。

这种说法造成的结果是，两边都不买账。

法国人说他不够“仇恨”，缺乏对现实的批判，中国人说他“媚外”，站错了队，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倒是谁也没注意到他所谓的“女性立场”问题。

可以感到，他对自身的表述和外界对他的评价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裂缝。

到底是我们误读了戴思杰和他的电影，还是他无法确认自身？

《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刻意营造出一个封闭的环境——故事发生在某座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植物园散发着诡异靡丽的东方气息。

按照开篇处关于李明身世的交待，背景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

但影片所呈现出的，却是反常态的时代图景——喇叭里播放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鹦鹉嘴里说出的是“毛主席万岁”这样的文革话语，路人的穿着也是文革范儿（军装倒是85式）。

导演是想以封闭取代常态，从而为这些不合常理的设置寻找到合理性么？

因为隔绝，所以便“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吗？

如果按照戴思杰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没有批判和政治立场的电影，只是想表现女性，那么又何以安排出意识形态性极强的那些符号呢？

另外一点，影片的拍摄地并非中国，而是越南。

除了几个主角之外，大量群众演员都是越南当地人。

这些东方面孔在外国人看来想必是没有区分度的，就像在我们眼里的荷兰人和比利时人。

还有那一场场伪民俗——只要与西方不同，有差异，就姑且让它是中国的吧。

封闭的不仅仅是环境，还有人性。

在植物园中，教授是权威和规则的化身，代表了不可侵犯的秩序。

混血的李明是外来的不速之客，她打破宁静，带来一种叫做“同性恋”的病。

安安是东方女性的杰出代表，贤惠隐忍，美丽婀娜。

蛋蛋是男权的象征，有力量，强大而粗暴。

父亲对女儿、丈夫对妻子，都是专制暴力的，作为女性的一方只能屈从于冷酷森严的秩序，被剥夺了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主角们都带有强烈的能指色彩，充满了符号和隐喻的意味，生动的人性被抽离出人物本身，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堆被所谓的“东方”层层裹缠之后的木乃伊。

安安和李明的“同性恋”，也缺乏细腻的情感铺垫而显得刻板，透着照本宣科的毫无生气。

如果这就是戴思杰所谓的“女性立场”，那只能说，作为一个如假包换的女性，我有权不认可。

制片人吕克贝松推崇其为女版《断背山》，更大程度上是出自营销策略的考虑了。

戴思杰害怕问“我是谁”，之所以害怕，也许正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不是中国国籍或者法国国籍的问题，这是一种奇怪的心态在作祟。

他太想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证明给所有人看。

他曾经尝试过拍摄一部完全的法语喜剧电影，但并不成功。

他是一个30岁才去了巴黎的中国男人，天然的文化隔膜是越不过的障碍。

《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里，他说自己讨好的是“人性”，那毕竟还有文学的光辉在，知识的力量是应该被推崇并发扬的。

那些说他“献媚”的人，自身想必也带着强烈的自卑感，认定以巴尔扎克为表征的西方理性传统是优越的，这才有了胜负之说。

但到了《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实在“聪明”得有些过了头——我这次放弃意识形态立场了，我不讨好了，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有政治我都不喜欢。

这未免有点赌气的成分在里面。

这种气积聚在了电影里，那是空灵的群山、繁盛安静的植物、氲氤的烟雾、漂亮的女性胴体、宽容的孤儿院院长，甚至是心若止水不染俗尘的僧侣们都无法消解掉的一股气。

舒缓平和的河流之下，刻意的慢藏不住锋芒的蠢蠢欲动。

戴思杰身上有一种缺乏归属感的焦虑。

而一个无法用母语进行写作的作家身上的悲哀，是我们所无法感同身受的。

但是欲速则不达，他急于找到出路，却作茧自缚，离救赎更远了。

蝙蝠的命运是被飞禽走兽共同放逐——它太不坚定，最终连站队的机会都被剥夺。

很不错的一个电影，06年的。

11年看依然感觉不落俗套，之所以喜欢戴思杰就是因为他的电影不管你隔了多少年看都好。

会想一直看下去。

虽然节奏也很缓慢。

Les filles du botaniste，在豆友口中评价不高，这是有一些原因的。

愚以为，其片名翻译首先就存有可商榷之处。

法文片名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抛开电影本身，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名字，fille充满了甜美和青春，botaniste富含着绿色与生机。

结合电影来看，fille很准确，对李明和陈安都适用，因为法文里它既可以指女孩，又可以指女儿；les更是千载难遇的巧合，除了担负的冠词使命以外，视作形容词也合乎语法顺乎情理，且一下点明了中心—虽然导演戴思杰未必在这上面作了文章—有时糊涂的解读也是一件乐事。

谈到英文片名，就让人心生疑窦了：为什么横加了一个Chinese在里边？

纵观影片本身，似乎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理解，与中国本身并无本质联系，况且，片中除了陈教授，他的一双儿女，以及一个只露了一次脸的法官，其余中国面孔的演员全是越南人或者越南裔（这是从演员表里推断的，愚钝如我大概也不至于将稀奇古怪的越南字母跟汉语拼音搞混吧），跟Les Chinoise à Paris 如出一辙。

而且，英文达到高中水平的同学都应该知道，儿媳daughter-in-law后边的两砣是少不了的，少掉了就只能是女儿—影片中李明的角色似乎可以界定为女婿而非儿媳？

在homo行为日益昌盛的今天，怎么称呼这些新生的人群呢？

尤其是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趋势下，恐怕以后汉语里为数不多的可以视作具有阴阳性的词汇也将逐渐消亡了，女婿和儿媳将变成中性词。

我在片中大字幕上看到的中文片名是《植物园》，我觉得这就够了，但是流传更广的一个版本是《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这显然是从英文片名转译过来的。

翻译专有名词的基本规定之一就是从源语直译，最好不要转译，否则“巴黎”就真成“帕里斯”了；推而广之，翻译非专有名词也以译自源语为佳。

这里显然突破了这层规定，但是，我前面已经察觉了英文片名的危险之处，如此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中文里，你说某甲是你的女孩，当然是说她是你的女人，只不过就年龄上产生的心理暗示来说，“女孩”比“女人”年轻罢了。

片名容易让人误解为《洛丽塔》的中国版，而不是宣传的那样是女版《断臂山》了。

而且，英文原文是The Chinese Botanist's Daughters，Chinese是作为Botanist的定语还是Daughters的定语，本身就有些模糊，片中李明虽然也是中国国籍，但毕竟拥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

综合考虑，还是《植物园》比较好，简洁明了，电影大多数取景还是发生在小小的如世外桃源般的植物园里的。

另外扯一句，我觉得这片子在某些情节上与《洛丽塔》相似：一个陌生人闯入，与此地的小主人产生感情，为了与其厮守不得不委身于另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最后或有意或无意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最后走上了法庭。

有点牵强附会了吧，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然可以从后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和印迹。

吾荐2007-1-25

演员们都在用屁股演戏吗→_→李明全程“全社会欠我五百万但老子要忍”的愤青脸，植物学家全程“我在拍戏台词要一个一个字地念”的便秘脸，各种群演也都是“镜头过来了端庄端庄”的群演脸，蛋蛋更不要说就是一个行走的肱二头肌。

看到蛋蛋撸起袖子让李明戳的时候我差点恶心吐，相比起来安安多美好啊，是的全片唯一看点大概就是李小冉的脸和身材了。

李明呆滞地使得本来应该唯美的画面都变得寡淡无味，行走的肱二头肌更是直接让人反胃。

至于剧情更没啥好说的，心里刻画基本没有，感情甜蜜的反映基本靠植物学家一句一句蹦的台词“你到底在想什么！

”虽然说蛋蛋本身是个让人非常恶心的角色，但是奇怪的是看他刚出场时候应该和安安之间的兄妹感情也是有的，结果安安撺掇李明骗婚时候倒是完全没有想到骗婚对象是自己的亲哥哥呢。

全片要说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除了李小冉的脸和身材以外大概就是植物学家临走之前说的：“害死我的不是冠心病，而是另一种病，这种病我女儿和我媳妇都得了，叫做同性恋”。

这句话听起来总算给片子结尾加上一抹可悲可叹的悲剧色彩，当然这也得益于这句话不是被植物学家本人一字一句蹦出来而是由虽然同样无味的法官一字一字蹦出来。

但总之，由这句话很明显这个大环境设定是不能容忍同性恋的，然而李明和安安还真是毫无顾忌一点不担心呢，更不要说后来毫无心理负担骗婚亲哥哥了→_→还有，一开始那么热闹八床被子+能生妇女各种精心准备好了新房，到底为什么要在度蜜月时候才xxoo？

为了满足把李明吊起来的恶趣味以及两女追火车这一差劲爆了的情节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所以这他妈剧情也是用屁股写的吧这么一想气的我又把两星改成了一星，然而想了想小时代又改了回去最后加一条：比较两女在婚前和婚后对父亲的态度就说明杜绝办公室恋情是多么重要！

这种同仇敌忾推翻领导的小团体太可怕了！

听说《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这部电影一段时间了，昨天终于找来一看。

怎么说呢？

画面的确唯美，如果说这是它的卖点，那么成功应该可以保证了。

问题它的招牌不在画面而在内容，据说连吕克·贝松这位幕后老板也称其为“女版断臂山”。

情况于是变得复杂。

整个观影过程迷雾叠障，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基本三要素全都晦昧不明。

一个中国人看一个号称在中国发生的故事如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始终融不进去，什么地方出错了？

我可以接受一个背景模糊的故事，却不能接受一个背景暧昧的故事。

而《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恰恰有着明确的背景，这背景又被拍得似是而非，荒谬由此产生了。

李明三岁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双亲，那么等她长到影片中那么大，时间怎么也该推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片中出现的唐山孤儿院，破败得象刚经历过一场浩劫，李明去道别的时候，堂堂院长竟跟个被打倒的“右派份子”一样，穿着蓝大褂在扫地。

街上播放的仍是革命歌曲，李明和安安穿着五十年代《青春万岁》里那样的背带裤和黑布鞋。

故事的发生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一切家什用具皆有古意，简直要倒退回二三十年代。

可安安和李明去山上采药，手中分明又拎着个代表时髦的录音机。

最明显的时代特征莫过于安安在部队当兵的哥哥那一身装束了，解放军哪年换装一查就清楚，新版军装和一次性饭盒这样的事物反倒混淆了我们的视线，基本可以宣告构建世外桃源的企图失败。

为了表现同性之爱如何迸发这个兼具禁忌和诱惑、颇为棘手的题材，导演精心预设各种“客观条件”：李明作为孤儿，而且是一混血孤儿，从小被视为异类的处境不言而喻，她的内心渴望关爱；专制乖僻父亲的羽翼下，安安战战兢兢长大，与其说是女儿，不如说是奴隶，因此她本能厌恶男性代表的强势，向往女性代表的温婉；哥哥只知道简单炫耀肌肉，其处女情节催生的暴力何其低俗；父亲对哥哥的暴力不闻不问，进一步瓦解了男性权威的合法性和威慑力。。。。。。

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孩，从相似的伤中认出彼此，岂不顺理成章？

逻辑看上去很完备，可建造的方式太简单太粗鄙。

歌颂女性之爱何必一味妖魔化男性，好象李明和安安的爱是被男权社会给逼的，这本身就是对“同性恋”的一种误读和歧视。

我不否认环境是催生情感的必要条件，尤其心理上难以承受的禁忌之爱，如何突破，环境积蓄的爆发点至关重要，否则李安的《断臂山》也不会把两个男主角扔进一望无际的大山和一望无垠的寂寞里去了。

可片面渲染环境的作用便会走入歧途，好象任何两个同性，只要他们面临着严酷环境的逼迫和挑战，就会彼此靠拢彼此取暖，进而彼此热爱彼此相属。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下去，那么同性恋的分布情况将会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众所周知，事实不是这样。

无论哪一种爱情，都是心灵的发现和唤醒，内心微妙的变化促使环境加诸的压力被敏锐地捕捉。

对两个不谙世事的少女而言，开始的吸引一定无关肉欲，灵魂拥抱的迫切导致身体的试探抚摸，这一过程，甚或是圣洁的。

导演却三言两语草草交代了她们的心情，就直奔丰腴的肉体诱惑而去：安安那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只有一双成熟的眼睛才能“发现”的性感，被纯洁无瑕的少女李明贪婪地注视着；夜晚的花房，水汽氤氲，美人春睡，裸露的肌肤晶莹剔透，垂下的枝叶青翠欲滴；洗浴，不断的洗浴镜头，在室外，在室内，镜头一寸寸划过少女们白皙透明的皮肤；终于，这对在目光中“垂涎”彼此身体已久的少女，赤裸裸站在了一个洗澡盆里。

这就是导演处心积虑铺陈了半天的“同性之爱”？

我只感觉到一双异性的眼睛在镜头后面尽情地意淫。

纸始终包不住火，禁忌之爱的别名叫作“找死之爱”。

父权旁落的教授某天晚上醒来，发现女儿不在房里，循声过去，终于目睹了她们的“丑事”，凶神恶煞扑向李明的教授，遭到他女儿背后拦腰一击，倒下了。

他最后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发作。

他最后的证词是：女儿和儿媳的“爱”杀死了他。

于是，导演奉献出最让外国人高兴最让中国人困惑的结尾：法官在法庭庄严宣布，同性之爱天理难容、法理不容！

她们的骨灰，撒入江中，永不分离。

恭喜你导演，你成功揭露了中国男权社会灭绝人性的同时，也成功传播了“在中国，同性恋是要判死刑”的这一谣言，而你传播的对象，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中国人，而是给你投资、看你影片的外国人。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按照外国人喜好，以外国人以为的中国符号为蓝本，制造出来的“中国盒子”。

就象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支配、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风格或方式，是对东方进行矮化、丑化、弱化、妖魔化、女性化、异国情调化的一种成规模的霸权话语，其中兼有调侃和悲悯的格调。

”必须声明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粹主义者，揭露中国的弊端、丑陋、顽疾可以，但请起码做到真实，如《小武》里的肮脏城市、卑微人生、淡漠看客；如《盲井》里矿道下面的黑暗寂灭；如《东宫西宫》里波澜不惊的心理对峙和引诱。

遗憾的是，《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我只看到谄媚。

这是一个拍给西方人看的东方，这简直象一部出自西方人之手的电影，连起码的时代背景都分不清，光顾着添加所谓“中国意象”的调料。

它的导演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戴思杰，1954年生于四川成都，现居法国。

1971年至1974年在四川山区插队，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学习艺术史，1984年去法国深造，成为一名活跃的电影人。

从这份履历可以看出：中国，对导演戴思杰而言，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胎记无法磨灭，一项“原罪”无法抛弃。

可从他导演的作品看，还真有为抱西方大腿而把艺术良心置之度外的勇气。

对他的作品我很熟悉，《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算是一部“妥协”之作，难怪获准在中国境内拍摄。

尽管周迅、陈坤、刘烨卖力演出，结尾仍给人怪怪的感觉：受“巴尔扎克”蛊惑走出大山、小裁缝的命运，叫人担忧。

影片通过陈坤的旁述好象周迅最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但这不符合人情之常。

生活不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往就能左右，它其实包含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循着最为质朴的道理。

简单的僭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物陷入的悖论和困境。

同一类型的故事，犹太作家辛格在小说《三次偶遇》中赋予鞋匠女儿莉芙基尔出走后的命运就可信多了，因为它符合生活常理。

至于《牛棚》一片，简直瞎扯，和法国人自己拍摄的那部《解放军入侵法兰西》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荒诞程度可有一比。

不管断臂还是断袖，情感的起点和归宿，有自然的走向。

片面夸张其美好，和主观贬低其龌龊，是同一种判断的软弱、同一种误读、同一种迷信。

戈达尔说的：“新浪潮的真诚之处就在于表现它熟悉的事物，而不是蹩脚地表现它不了解的事物”。

推而广之，那些打动我们的电影，都具备两个基本特点：真诚和熟悉。

哪怕我们不熟悉它所表现的生活，但我们熟悉它要表达的情感。

《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也并非一无是处，前面说过，至少它做到了画面唯美。

全程越南取景使影片散发出一股陈英雄“青木瓜”的淡淡香味。

可惜，抽离了主旨的美仑美幻，只是一场影像的恍惚，心旌神摇间，女性胴体若隐若现，除此之外，空无一物。

萨福说：最美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心爱——/无论那是谁。

我愿意推荐一部真正拍出“无论那是谁”之纯粹的女同影片：《今年夏天》。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否定这部影片，我没有看过戴思杰的其他电影，但就这一部来看，感觉氛围还是很不错的随处都是烟雾缭绕，像在幻境一样，也许只有在幻境才能产生出如此唯美的、不含一丝杂质的爱情

三点:第一:剧情转折太突兀，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陈教授让儿子娶李明。

二是李明已经拒婚，但陈安安又让其接受李明不想要的婚姻，而达到在一起的目的。

第二:矛盾制造太刻意，导演和剧本用那个时期明显是想体现我们思想的陈旧和同性恋所谓的“真爱”的先进爱情观的对比，包括对工作一丝不苟的陈教授，还有他封建家长制的教育（这里我强调一下，评论里动不动扯男权父权压迫的真的很蠢，这是封建等级制度造成的，我们一直以来的敌人也是封建帝国主义阶级和资本阶级，是他们在制造人民内部矛盾和对立，不要再掉进他们制造的陷阱了，多看看书吧）造成的压抑感，和这两个女生爱情的自由感。

这里军人二蛋仿佛只能是军人，而且还必须是解放军，还是在那个时代入伍多年没有净化心态，没有大义格局，没有七情六欲，唯一知道怎么处理矛盾的方式就是体罚和虐待，这也是其过早失去母亲的家庭教育导致的病态心理，但似乎导演要表达的就是把当时的整个社会、家庭、家人当做反派来衬托她俩的爱，这样反而让人反感，因为她俩唯一反抗的方式，就是忘乎所以，因为自己的情爱而疏忽自己的立身之本，即自己的工作。

既然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自己，那就早就可以选择离开，可惜影片并没有，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家人和自己唯一懂的中草药学立身之本，一方面是同性，不会有孩子，也不被当时社会认同的爱。

结果犹犹豫豫不能脱离生存环境，显得这段爱情也是那么的不坚定。

第三:夹带私货。

文革时期，鸟叫毛主席等元素完全没有必要屡次刻意强调，仿佛导演和剧本要把这些压抑压迫的环境归结到这些元素上去，来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思想，我们会直面历史错误，但不需要以这种阴阳怪气和片面狭隘的表现方式用一时的错去弱化一个人，一件事带来的更大的积极影响，我看还挂了一个中国导演的名，未免太白眼狼了。

最后，植物学家种植和研究的药材药方，怎么着也造福了一方的人吧？

更别提可能全国被疾病困扰着的人都会受益，然后以他的角度看，就这么撞破媳妇和自己女儿的私情就这么死了，死后的待遇还不如一个什么社会价值都创造的外来人。

导演还利用庭审定罪阶段，把罪名归结到同性恋的问题上，那是同性恋的问题么？

自己的女儿知道自己爹心脏不好故意在他眼皮底下搞偷情啊？

被撞破的时候还亲手给了一棍子啊？

还有你搞同性恋可以，但那是你疏忽工作疏忽责任的理由么？

你想自由，我见你爹也没拦着你吧，全篇也没见道德绑架啊，想走不还是随时去庙里搞去打野了么？

再有，你知道自己哥哥是个什么德行，还让你心爱的人和他结婚啊？

这样就可以趁你哥戍守边疆的时候和已经完成婚姻的你嫂子偷情啊？

我的天，我说出来才发现这么逆天，这个李明也是一点儿主意没有，又想得到同性的真爱，又不想接受现实的束缚，自己喜欢的人说啥就是啥，没有对两个人未来的打算和主见，这是爱情么？

这不就小孩子过家家么？

思想非常超前的一部电影。

题材是女同。

看得一直在掉眼泪。

看见了几个点，一是男性掌握权力。

在植物园里的父亲理所应当享有女儿的服侍，茶晚上比早上要少五颗并且要用雨水泡/要给他洗衣做饭洗脚拿报纸/打理植物园上山采紫藤下水挖他喜欢的泥。

军人也在享受性别福利，最后植物园的权力交接到他的手上。

影片还在影射一些议题和创伤，80年代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唐山大地震，笼中鹦鹉说的话，要在场生的孩子最多的女性在床上跳舞以求早生孩子。

很明显的男女对爱情的差异。

男方对李明的态度“我需要一个妻子”“摸摸我的弘二头肌”“不喜欢浪费时间，我们结婚吧。

”后期的处女情结和暴力就不多说了……李明和安安对互相是这样：“你哭了”“没事，你一来我就雨过天晴了”一直是为对方着想，并且能做到旁若无人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大胆亲昵）（最后李明被审判的时候说能审判她的只有安安）哎，佛前许下的愿和放飞的108只鸽子都无法拉回她们在人间这一世的爱情。

06年拍的片子了，这影片现在放不可能是现在的豆瓣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豆瓣里面的低分长评短评都是男的，签名写着“每个男人都应该是提着霰弹枪的堂吉诃德。

”

前几天，我与女朋友看了《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植物园）》。

之所以引起她的兴趣，主要是我对她说这部电影号称是女版《断背山》，而且监制是大名鼎鼎的吕克·贝松。

虽然难得她陪我一次，不过，我却被这个矫情的电影败了兴致，本来可以很美的故事，却被导演的不怀好意所毁掉了。

之前我看过戴思杰的《牛棚》，我很奇怪他竟然是历史系出身。

《牛棚》讲述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一段历史，显得无比的不真实与儿戏化，让人只看到批判，却看不到现实。

当时候，我猜测，也许是他生活在法国，所拍的电影只为满足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的窥视欲吧。

而看了《植物园》之后，我发现这个“不怀好意”的猜想竟是事实。

我真是搞不懂，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旅居海外的人回看中国的眼光还是如此短浅与窄小，甚至恶毒。

《The Chinese Botanists Daughters》，片名很直白地强调了故事的发生地点——中国。

无错，在电影中，一个风光秀美，但却是充满了无理由的压制与不讲理的粗暴的地方。

生活在那里的人物，剔除了两位主角，其他要不是封建专制、要不是无知粗野、就是苍白无情，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植物学家与他当兵的儿子。

我得首先分析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李明三岁在唐山地震（1976年7月28日）成为孤儿，她毕业到植物园实习、可以与李小冉（陈安）恋爱，可以与别人结婚（不管有没有按法律程序领结婚证）的时候，最低的限度也应该有十六七岁，更大可能是更老。

据此我可以肯定，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定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言归正传，我觉得植物家之所以成为植物家，只是因为导演想将电影的背景设在相对封闭、景色优美的植物园，或者让他的批判意义更加有代表性一点而已，除此他的存在意义与植物学家一点干系都没有，没有教授的气质，没有教授的学识（作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家教授，竟然宣扬植物是有灵魂的，情节看安安挖人参时先要用红丝带拴着人参的灵魂；还有一个情节是他用让植物呼吸檀香，口中念念有词：“叔父们，来……”；还特封建迷信，要让生孩子最多的妇女跳儿子的新床），只有无礼而蛮横、养尊处优，活像一个封建地主。

他不断地说什么“晚上九点以后不要打电话骚扰一个教授，现在已经九点零八分了”、“晚上的茶叶要比早上的少五颗，一定要用雨水泡。

哪个季节的雨水我都能喝得出来”、又整天躺着竹椅上边看报纸边让人帮他剪脚甲。

不是演员不好，分明是编剧为了突出丑化而丑化。

我怀疑，导演小时候是不是被乡村教师虐待过，至今给他造成了心理与生理的恶劣影响！

当兵的大哥更是让人不可理喻，一见到女人就如春夜情猫，狂呼大叫的。

第一次抱错李明了尚可原谅；第二次见面强迫别人摸摸他就让人觉得恐怖；更荒唐的是，当晚他就写好了求婚信。

他发现李明不是处女，拳头、吊打、恐怕、饿人，什么手段都出动。

所有这些举动，都投影在他身上红色的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背心之上，就连他打人后一个潇洒的转身出门，还不忘给自己戴上军帽。

我得借用一句话套在他身上：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你这样胡蹦乱跳的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电影最大的硬伤是为了“断背”而“断背”。

我不知道导演真正了解过同性恋的生活没有。

他单纯是以男人的视角看待与女人爱情的来临，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女人之间十分强烈的肉欲吸引。

李明看着陈安赤脚时情愫暗生，看到陈安的裸体就心不自禁，然后她们第一次互相确立恋爱关系，也是陈安当李明洗澡的时候走进去然后互相抚摸赤裸拥抱。

在这里送导演一句作家沈宏非的话：“如何赢得女人心？

赞美她，爱护她，亲吻她，挑逗她，安慰她，买东西给她，陪着她直到世界的尽头……如何赢得男人心？

把衣服脱光，基本上就拿下了。

”以后切勿将自己对女人的欲望，代替了别人的爱情！

顺便一句，两位性感的美女演员也十分不敬业，凝望、对话、拥抱、接吻、初夜，都演得蜻蜓点水，带有一丝拘谨尴尬，根本没有让人看到所谓死去活来的爱情！

最后，两个主角都被判了死刑，罪名是“一桩畸形的同性的爱情发生，导致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死亡”！

这是哪门子的法律？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即使她们两个真的误杀了植物学家，她们会双双被枪毙吗？

如果导演仅仅是想让主角走上被迫殉情结局的话，大可构思得合情合理一点，智力再不济，大不了大胆借鉴《孔雀东南飞》、《梁祝》。

无必要搞到九十年代的中国还生活在原始社会一样！

女朋友看完后，问我感想如何，我也不怀好意的回答：两个主角的激情戏稍为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