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游戏

很意外的在5Q上下到的这部片子，已经记不清后面的说明，印象中大概是有些惊悸的感觉之类。

很久以前，还在迷科幻世界的时候，看过一个植物学女博士生命中所发生的故事，人性与植物的灵魂交融在一起，叫人无法忘怀。

于是，想下下来看一看，没有指望能下完整，更没有指望会让自己有什么触动。

没有想到，这部不起眼的小片子，竟然能走得那么远，那么深。

正如影片开头所说，陈安安和李明的成长都有着相似的经历，那个中俄的混血孩子，本来应该有着幸福的童年，快乐、天真，却被一场大地震夺走了一切，不知道自己本来的名字，记忆里没有父亲，母亲的样子，仿佛没有根的植物，游走和飘荡……安安呢，有一个德高望重的父亲，倾尽一生研究植物学，对待植物犹如圣明，而对自己的女儿，却从来没有温情和真正的理解，在他的眼里，或许只是一个助手和照顾者吧。。。

压抑，在这个本来充满生机的植物园里……充斥着人性压抑。

很多东西，如果已经成为定时，或许就会这样继续下去，然而，如果偶然加入一些新的东西，那么可能会爆发的东西，便是任何人或者事都无法控制与阻挡的了，就像安安和李明的相逢。

说实话，当我看到那些镜头和画面要表达的暧昧的意味时，我还是惊愕的，原本在人们的思想中，如果这是两个女孩天真无瑕的友谊的话，那便是纯洁美好的，但是如果要上升到爱情，上升到要挑战人类史中占据牢不可破的两性爱情的地位的话，那真是“天理难容”，是罪恶与恐怖的化身，是要坚决从人们的视线和脑海中驱逐的东西。

可是，看到她们放飞的那象征着“永不分离”的108只鸽子时的眼神，看到方丈与院长将她们的骨灰撒入湖水中时那天地之间的宁静，此刻，我相信人性与情感的真实，相信那超越一切的自然力量。

在这之下，道德法律审判都变得渺小和苍白……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陈教授吧，沉浸在自己伟大的“事业”中，与那么多灵性的植物在一起，却无法去感受自己女儿纤细柔弱的心，将自己的女儿留在身边，却不去关心她的快乐与悲伤，或许他弥留之际留下的证词，也是为了要让女儿和自己继续在一起吧……一个研究植物学者，竟然将同性恋视为妖魔，有的时候，真的让人怀疑科学到底给人类的心灵带来了什么…… 很意外的发现这部片子，谢谢它给我带来的触动。

其实，这个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单纯的背景和人物，李小冉在里面演的安安也并没有多少演技上的勾勒，可整个片子浑然一体，自然而且真实。

因为自己的经历和背景，我还不曾在身边真正遭遇有着同性感情的人，对于他们的感情，他们所遭遇的痛苦与煎熬，以及他们对于感情的真实和纯粹，我都不曾有机会感触，可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是超越语言，超越国度，超越历史，甚至超越性别的。

我想，只要是美的，就该值得我们去珍惜吧。。。

昨天终于看了这部存在电脑许久的《植物园》，是因为早期曾在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它是一部烂片，完全是出于好奇心看它怎么个烂法才去看的，看完后却没有感觉到它有那么糟，反而是我近期看过的一部比较好的中国电影。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导演戴思杰所拍的电影，对他的风格并不熟悉，可是一开始就沉浸在影片中优美的景色和舒缓的音乐之中。

植物园就像一片远离尘嚣的净土，那里似乎完全没有世俗的烦恼，没有为了生活的奔波劳碌，没有为了名利的尔虞我诈，也没有正常家庭成员之间应有的欢乐与争吵。

陈安安与父亲就生活在这个表面看来完全没有欲望的国度中，直到李明的出现，影片中三人第一次相遇的那一刻，陈安安毫无表情的面容，因为李明的到来而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

很不喜欢影片中父亲的这个角色，尽管陈安安说他虽然很难相处但心地却很好，我对他还是没有任何好感。

影片最后他的死并没有换取我的任何同情，反而认为他的死是对陈安安与李明之间真挚爱情的一种解脱。

最遗憾的是他亲手葬送了两个年轻女孩的生命。

在我看来，父亲是一个专制、蛮横和重男轻女的家庭统治者，他企图设立一系列的生活准则来控制自己的女儿，他总是摆着一幅一本正经的架子，用冷漠的态度与命令的语言对待陈安安，可是对待儿子却是一副慈父的面孔。

在对待李明被儿子毒打的这件事情，他看到李明遍身的伤痕却没有丝毫怜悯，只留下：“他始终是我的的儿子。

”这样一句完全不讲道理的无情话，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多么冷酷和具有严重重男轻女思想的人。

有这么样的一个父亲，是李安安人生中的最大悲哀。

李明曾请求与她远走高飞，可是她却说离不开父亲，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换了是别人，应该早就走了，可是她却用了二十多年来适应，可以看出她是爱着父亲的。

为了所谓的道德准则而间接杀死一直爱着自己的女儿，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

影片最后在法庭中由法官念出的一段审判词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杀死他的不是冠心病，而是另一种更加可怕的疾病。

她的女儿和媳妇患上了同样的病，这个病的名字叫同性恋。

一桩畸形同性爱情的发生导致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死亡。

李安安、李明罪责难逃，于国法不容，于天理不容，于人情不容，于社会不容，必须受到严惩。

”如此振振有词的判词，一连串的于什么什么不容，所有的人都知道李安安是出与保护李明才错手打伤父亲，她是出于自卫伤人，根本毋须承担杀人的罪名，而李明更加的无辜，如果不是陈安安的及时拯救，也许死的不是父亲而是李明了，我真想知道，如果是李明死了，是否父亲就会无罪释放？

在法庭这样一个严肃和讲求公平公正的地方，审判的不是一宗错手杀人案件，而是一段他们所说的为世不容的同性恋。

他们认为同性恋有罪，这是多么无稽的一件事情，难道所有违背社会道德准则的事物都有罪吗？

正如李明在写给孤儿院长的信中所说：“只有一个人能够审判我，就是陈安安，或者，是我们的爱情。

”法庭上陈安安与李明在听到判词后望着对方，从她们坚定的眼神中看出她们并没有后悔彼此相爱，她们只求两人永不分离，最后她们的骨灰混合在一起洒到了湖水中，真正做到了永不分离。

为了爱她们付出了所有包括生命，对比于为了找个合适对象结婚的陈安安哥哥，他的行为是多么的渺小和自私。

曾经听到一个女友在和男友吵架后说到道，真想找个女人过一辈子，男人总是让女人落泪，而给女人心灵安慰的往往是另外一个女人。

也许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因此喜爱这部唯美的拉拉电影。

一切都美得令人心碎，除了大兵的暴力和肌肉，也许导演原本就打算让这男性暴虐带来的冲击映衬女性的柔情。

两个女孩子的声音清澈透明，恬淡的爱意正像影片中平静的河水缓缓流淌，爱不需要展示得很热烈，而是沉在心底，只有最纤细最柔软的手指可以触摸得到。

相望的眼睛充满浓浓的爱意，没有贪婪，没有占有，有的只是柔情、信赖和欣赏，而这也许只存在于两个温柔的女子之间。

前几天，我与女朋友看了《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植物园）》。

之所以引起她的兴趣，主要是我对她说这部电影号称是女版《断背山》，而且监制是大名鼎鼎的吕克·贝松。

虽然难得她陪我一次，不过，我却被这个矫情的电影败了兴致，本来可以很美的故事，却被导演的不怀好意所毁掉了。

之前我看过戴思杰的《牛棚》，我很奇怪他竟然是历史系出身。

《牛棚》讲述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一段历史，显得无比的不真实与儿戏化，让人只看到批判，却看不到现实。

当时候，我猜测，也许是他生活在法国，所拍的电影只为满足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的窥视欲吧。

而看了《植物园》之后，我发现这个“不怀好意”的猜想竟是事实。

我真是搞不懂，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旅居海外的人回看中国的眼光还是如此短浅与窄小，甚至恶毒。

《The Chinese Botanists Daughters》，片名很直白地强调了故事的发生地点——中国。

无错，在电影中，一个风光秀美，但却是充满了无理由的压制与不讲理的粗暴的地方。

生活在那里的人物，剔除了两位主角，其他要不是封建专制、要不是无知粗野、就是苍白无情，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植物学家与他当兵的儿子。

我得首先分析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李明三岁在唐山地震（1976年7月28日）成为孤儿，她毕业到植物园实习、可以与李小冉（陈安）恋爱，可以与别人结婚（不管有没有按法律程序领结婚证）的时候，最低的限度也应该有十六七岁，更大可能是更老。

据此我可以肯定，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定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言归正传，我觉得植物家之所以成为植物家，只是因为导演想将电影的背景设在相对封闭、景色优美的植物园，或者让他的批判意义更加有代表性一点而已，除此他的存在意义与植物学家一点干系都没有，没有教授的气质，没有教授的学识（作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家教授，竟然宣扬植物是有灵魂的，情节看安安挖人参时先要用红丝带拴着人参的灵魂；还有一个情节是他用让植物呼吸檀香，口中念念有词：“叔父们，来……”；还特封建迷信，要让生孩子最多的妇女跳儿子的新床），只有无礼而蛮横、养尊处优，活像一个封建地主。

他不断地说什么“晚上九点以后不要打电话骚扰一个教授，现在已经九点零八分了”、“晚上的茶叶要比早上的少五颗，一定要用雨水泡。

哪个季节的雨水我都能喝得出来”、又整天躺着竹椅上边看报纸边让人帮他剪脚甲。

不是演员不好，分明是编剧为了突出丑化而丑化。

我怀疑，导演小时候是不是被乡村教师虐待过，至今给他造成了心理与生理的恶劣影响！

当兵的大哥更是让人不可理喻，一见到女人就如春夜情猫，狂呼大叫的。

第一次抱错李明了尚可原谅；第二次见面强迫别人摸摸他就让人觉得恐怖；更荒唐的是，当晚他就写好了求婚信。

他发现李明不是处女，拳头、吊打、恐怕、饿人，什么手段都出动。

所有这些举动，都投影在他身上红色的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背心之上，就连他打人后一个潇洒的转身出门，还不忘给自己戴上军帽。

我得借用一句话套在他身上：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你这样胡蹦乱跳的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电影最大的硬伤是为了“断背”而“断背”。

我不知道导演真正了解过同性恋的生活没有。

他单纯是以男人的视角看待与女人爱情的来临，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女人之间十分强烈的肉欲吸引。

李明看着陈安赤脚时情愫暗生，看到陈安的裸体就心不自禁，然后她们第一次互相确立恋爱关系，也是陈安当李明洗澡的时候走进去然后互相抚摸赤裸拥抱。

在这里送导演一句作家沈宏非的话：“如何赢得女人心？

赞美她，爱护她，亲吻她，挑逗她，安慰她，买东西给她，陪着她直到世界的尽头……如何赢得男人心？

把衣服脱光，基本上就拿下了。

”以后切勿将自己对女人的欲望，代替了别人的爱情！

顺便一句，两位性感的美女演员也十分不敬业，凝望、对话、拥抱、接吻、初夜，都演得蜻蜓点水，带有一丝拘谨尴尬，根本没有让人看到所谓死去活来的爱情！

最后，两个主角都被判了死刑，罪名是“一桩畸形的同性的爱情发生，导致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死亡”！

这是哪门子的法律？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即使她们两个真的误杀了植物学家，她们会双双被枪毙吗？

如果导演仅仅是想让主角走上被迫殉情结局的话，大可构思得合情合理一点，智力再不济，大不了大胆借鉴《孔雀东南飞》、《梁祝》。

无必要搞到九十年代的中国还生活在原始社会一样！

女朋友看完后，问我感想如何，我也不怀好意的回答：两个主角的激情戏稍为少了点！

我想说，最后的判决完全是对我们公安机关及法院的轻视。

如果公安机关将她们毒打致死，这个符合国情；如果法院营造蓄意谋杀，两人作为同案犯处死，这个合乎清理；哪怕她俩被“愤怒的群众”拉出去浸了猪笼，都还算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法院仅仅因为两人是同性恋而判她们死刑，这种判词是连中国的法官都念不出来的，我坚信。

根据回复更新-确实是判死刑的....http://shsshs612912.bokee.com/viewdiary.17825275.html这片神奇的土地...

三点:第一:剧情转折太突兀，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陈教授让儿子娶李明。

二是李明已经拒婚，但陈安安又让其接受李明不想要的婚姻，而达到在一起的目的。

第二:矛盾制造太刻意，导演和剧本用那个时期明显是想体现我们思想的陈旧和同性恋所谓的“真爱”的先进爱情观的对比，包括对工作一丝不苟的陈教授，还有他封建家长制的教育（这里我强调一下，评论里动不动扯男权父权压迫的真的很蠢，这是封建等级制度造成的，我们一直以来的敌人也是封建帝国主义阶级和资本阶级，是他们在制造人民内部矛盾和对立，不要再掉进他们制造的陷阱了，多看看书吧）造成的压抑感，和这两个女生爱情的自由感。

这里军人二蛋仿佛只能是军人，而且还必须是解放军，还是在那个时代入伍多年没有净化心态，没有大义格局，没有七情六欲，唯一知道怎么处理矛盾的方式就是体罚和虐待，这也是其过早失去母亲的家庭教育导致的病态心理，但似乎导演要表达的就是把当时的整个社会、家庭、家人当做反派来衬托她俩的爱，这样反而让人反感，因为她俩唯一反抗的方式，就是忘乎所以，因为自己的情爱而疏忽自己的立身之本，即自己的工作。

既然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自己，那就早就可以选择离开，可惜影片并没有，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家人和自己唯一懂的中草药学立身之本，一方面是同性，不会有孩子，也不被当时社会认同的爱。

结果犹犹豫豫不能脱离生存环境，显得这段爱情也是那么的不坚定。

第三:夹带私货。

文革时期，鸟叫毛主席等元素完全没有必要屡次刻意强调，仿佛导演和剧本要把这些压抑压迫的环境归结到这些元素上去，来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思想，我们会直面历史错误，但不需要以这种阴阳怪气和片面狭隘的表现方式用一时的错去弱化一个人，一件事带来的更大的积极影响，我看还挂了一个中国导演的名，未免太白眼狼了。

最后，植物学家种植和研究的药材药方，怎么着也造福了一方的人吧？

更别提可能全国被疾病困扰着的人都会受益，然后以他的角度看，就这么撞破媳妇和自己女儿的私情就这么死了，死后的待遇还不如一个什么社会价值都创造的外来人。

导演还利用庭审定罪阶段，把罪名归结到同性恋的问题上，那是同性恋的问题么？

自己的女儿知道自己爹心脏不好故意在他眼皮底下搞偷情啊？

被撞破的时候还亲手给了一棍子啊？

还有你搞同性恋可以，但那是你疏忽工作疏忽责任的理由么？

你想自由，我见你爹也没拦着你吧，全篇也没见道德绑架啊，想走不还是随时去庙里搞去打野了么？

再有，你知道自己哥哥是个什么德行，还让你心爱的人和他结婚啊？

这样就可以趁你哥戍守边疆的时候和已经完成婚姻的你嫂子偷情啊？

我的天，我说出来才发现这么逆天，这个李明也是一点儿主意没有，又想得到同性的真爱，又不想接受现实的束缚，自己喜欢的人说啥就是啥，没有对两个人未来的打算和主见，这是爱情么？

这不就小孩子过家家么？

与牛棚一样，这个植物园又成了les片中的超级滥片。

矫情的场景设置就不用再谈了，完全莫明其妙的les情欲也不用再谈了，只说说那个可怕的可笑的寺庙的设置，就足够喷饭了。

这样的滥电影真是无聊啊，为了les而les，连les是什么估计戴老师都没有搞清楚吧。

那天看电影，老公问李小苒不是挺好看吗？

怎么从来不红？

回答是：只拍这样的滥电影，红了真的就是一脱成名了!

思想非常超前的一部电影。

题材是女同。

看得一直在掉眼泪。

看见了几个点，一是男性掌握权力。

在植物园里的父亲理所应当享有女儿的服侍，茶晚上比早上要少五颗并且要用雨水泡/要给他洗衣做饭洗脚拿报纸/打理植物园上山采紫藤下水挖他喜欢的泥。

军人也在享受性别福利，最后植物园的权力交接到他的手上。

影片还在影射一些议题和创伤，80年代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唐山大地震，笼中鹦鹉说的话，要在场生的孩子最多的女性在床上跳舞以求早生孩子。

很明显的男女对爱情的差异。

男方对李明的态度“我需要一个妻子”“摸摸我的弘二头肌”“不喜欢浪费时间，我们结婚吧。

”后期的处女情结和暴力就不多说了……李明和安安对互相是这样：“你哭了”“没事，你一来我就雨过天晴了”一直是为对方着想，并且能做到旁若无人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大胆亲昵）（最后李明被审判的时候说能审判她的只有安安）哎，佛前许下的愿和放飞的108只鸽子都无法拉回她们在人间这一世的爱情。

06年拍的片子了，这影片现在放不可能是现在的豆瓣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豆瓣里面的低分长评短评都是男的，签名写着“每个男人都应该是提着霰弹枪的堂吉诃德。

”

《植物园》：对女同穷凶极恶的意淫之后；瑰丽如歌 　　　　　　　　　　　　　　　　■ 文/火神纪　　我爱你。

而你爱我。

　　于是。

生亦同衾；死亦同穴。

——火神纪。

题记。

　　女同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女同当成了电影噱头。

女同的爱情也并不可耻，甚至也许应该得到跟男女之情一样平等的看待；可耻的是在电影里，为什么这样的故事要发生得如此悲切呢。

　　无可否认的是，这是一部拍得挺美的电影。

只是，同样的情感如果发生在一男一女身上，这样的故事显得并不动人，而且庸俗。

因为披上了一个女同的外套，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看似不错的题材。

　　并不瑰丽的爱情；瑰丽如歌的女同噱头。

这是这部电影企图伟大的基石，也是这部电影不可能伟大的原因。

女同，也许多少会给这部电影增加了一定的关注和点击；可是看似最不庸俗的题材其实最容易沦为庸俗。

　　这层华丽的外衣，其实并不可能把这部电影变成经典。

虚妄的渴望让这部电影只能停留在最恶俗的追求里，不可能改变的是，在这部电影里，女同仅仅只是一个可耻的噱头；这就是这部电影那最恶俗的欲望了。

　　电影中的结局，那个所谓的死刑，不就是那种最可耻的扼杀式的宣判吗。

在电影的场景上看，那场对恃也许更像是自卫还击或者误杀，而不可能成都市为谋杀。

如果陈安不把陈教授打倒的话，看陈教授那大刀挥起，李明应该难逃身首异处的命运。

对误杀的以及防卫的量罪，看起来多少更像是一种赤裸的扼杀。

　　如果不是陈教授冠心病发作而死的话，那么，李明在那之前已经死于陈教授的刀下了。

我在想，陈教授会受到什么样的严惩呢。

　　或者如果她们并非女同的话，是不是，结局不会变得那么肃穆。

　　同性恋到底是否是一种病呢，在这部电影里的这个问题似乎毫无疑问。

陈教授，一个所谓的植物学大师，说他被杀害的并非他的冠心病发作，而是因为他的女儿和媳妇都患上的同一种病：同性恋。

电影就是用这种说教的方式传播着他那卫道士式的保守思想，所谓的人们如此愤怒、政府如此重视等等，都在不停地把同性恋这个字眼当成了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不停地策动着人们一起群策群防。

　　审判长的话显得更无知而且更卫道：一桩畸型的同性爱情的发生，导致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死亡，陈安、李明罪责难逃；于国法不容，于天理不容，于人情不容，于社会不容，必须受到严惩。

　　所谓的量刑，而且还在宣判这段台词的时候，镜头切换到一个摇摇晃晃的天平，似乎想让这个宣判带有更浓烈的公平味道。

然而，是不是这样呢。

必须受到严惩的首要条件是：“畸型的同性爱情的发生”；而次要条件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死亡”。

　　这两句看似堂皇的话里所包含的是那种狭隘的传统卫道的观点：把同性爱情定义为“畸型”，这只能说明审判长对于异性爱情以外的排斥，而且对同性恋充满了歧视和异样的目光。

而“著名植物学家”在他的眼里又成了权威式的代表。

于是他的论点似乎很正确而且非常有力地成立了：畸型的爱情让权威致死，罪恶责难逃。

后面的四个“于……不容”就自然而然地成立并且足于让这两个相爱的女子判处极刑了。

　　陈教授说李明是妖魔，审判长说她们是畸型。

在卫道的眼里，她们并不可能得到一种与他人平等的对待；而陈安的哥哥蛋蛋那疯狂的处女情节却似乎合乎常理，拳打脚踢和吊打之类的私家刑法在电影里并不曾得到半点谴责，除了陈安对李明的那丝怜悯之外似乎并不能引起任何波澜。

　　同性恋并不是罪，至少不能因此被定罪，而滥用私刑必须被谴责；这些在电影里都看不到。

而对于谋杀、自当防卫、误杀的判断以及量刑都因为同性恋而改变了标准，权威式的说教，处女情结的紧缚；如此这般的卫道思想却如此显而易见。

　　还可能对这部电影抱有什么样的观望态度呢。

除了那腐朽的卫道思想之外，这部电影什么都没有了。

　　或者说，这部电影在结局的最后处理上给予了同性恋人群的一个笑脸，也给了陈安李明一个很苍白的同情。

生亦同衾；死亦同穴。

把她们的骨灰一起撒进了那条大河，然后汇入大海，于是，她们就会永远在一起了。

　　可是这样的同情能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于国法不容，于天理不容，于人情不容，于社会不容”之后的严惩之后那可耻的脸上最疲软无力的同情。

这样的处理也许只是想让电影显得不那么腐朽，让女同看起来不那么直白地表现为噱头而又不影响电影对女同的宣判，起到一点小小的缓冲作用罢了。

　　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里看到对同性恋一种如此坚决而果断的宣判。

四个“于……不容”似乎已经可以表明了作者对同性恋坚定不移的态度了，结局上的处理那种无力的同情只能更表露出主创方那卫道的可憎面目了。

　　戴思杰旅法三年之后历尽多少考验才最终把这部电影给拍出来。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旅法三年之后居然是弄出这么个东西来。

说是同性恋题材，不如说是一部对同性恋穷凶极恶的拍砖之作。

　　在这部电影里我所能看到的是，对女同性恋的无尽意淫以及玩尽了暧昧之后无情的扼杀，披着一个道貌岸然的木讷面具站在远处冷冷地阴笑，在他已经玩够了暧昧和意淫之后。

其实，这跟那个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并无两样，而且显得更可耻。

　　我必须承认导演对于镜头的敏锐力以及驾驭力，我也必须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拍得真的挺美。

然而，我无法认同的是电影对女同的态度以及道貌岸然的虚伪。

　　同性恋是个敏感的题材。

在《东宫西宫》里我们至少还能看到那种肉欲和挣扎，以及对欲望的解读；在《蓝宇》里至少我们也可以看到那种压抑着的呼吼。

在所有的表象下面，其实都是那种近乎同情的，以及理解的底蕴；可是在这部电影里，这种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麻木不仁的鞭打和扼杀。

　　拿着同性恋的幌子扼杀同性恋，这部电影做得并不高明。

瑰丽如歌的是爱情，是唯美的写景；可是真正流露出来的是那种腐烂的卫道思想。

如果说，不认同的所有观点都是于国法不容、于天理不容、于人情不容、于社会不容的话；那只能说明的是，那种狭隘的个人主义以及那种虚妄的王者之道。

　　正如同性恋者没有办法也无力要求所有的人都认同他们，是不是其他的人们能够不要求他们改变自我呢。

我记得某个人道主义的社会学家说过：如果说同性恋是一种不合常理的情感的话，那么，我们如果去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性取向而去喜欢异性，是不是也显得不太合常理呢。

　　所有的一切，存在，应该就是合理的。

我们不是同性恋，我们也不会去选择做一个同性恋；那么，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去要求同性恋者们都变成异性恋或者双性恋呢。

对于同性恋者，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人们会为他们的权益去争取什么，可是如果你不认同，对于他们的弱势处境亦不同情的话，那么，是不是不要再雪上加霜地宣判呢。

至少不要拿着他们的幌子做着道貌岸然的卫道之事。

　　如些腐朽的卫道思想上层所表现出来的唯美，就有点让人感觉恶心了。

　　瑰丽如歌又如何。

拍得越美的镜头越让人郁闷，拍得越暧昧的镜头只能说明的是那种对女同穷凶极恶的意淫，之后更无情地扼杀。

　　题材不错，镜头不错，故事也许也不错，可是这部电影依旧错了。

用一个道貌岸然的保守排外思想所支撑起来的一切，都是苍白无力而且面目可憎的。

2007-03-25；丁亥年癸卯月戊午日。

附注：电影资料扩展链接。

　　■片名：《植物园》　　■译名：《The Chinese Botanist's Daughters》　　■导演：戴思杰/Sijie Dai　　■主演：陈女燕溪(Nhu Quynh Nguyen)/李小冉(Xiao Ran Li)/米兰妮·詹姆帕诺米(Mylène Jampanoï)　　■类型：剧情　　■片长：105 分钟　　■国家：中国 / 法国　　■语言：汉语普通话　　■发行：A-Film Distribution　　■上映：2006年4月26日

在百度上搜索戴思杰的资料，有几张他的照片可以观摩。

镜片后的双眼吐露出狡黠凌厉的目光，不是和善模样；站立的姿态带有一股小心翼翼的气宇轩昂，仿佛生怕踩错了点，碰倒支柱，破坏掉精心圈出来的帷帐。

那种骄傲不是贵族式的与生俱来，张爱玲只需一个微微仰头就恰到好处，将世间繁华与苍凉压在颌下，看透人性跋扈。

戴思杰说：我想证明我是个聪明人。

此话一出，自然是昭然若揭了。

证明本身意味着目的性，而证明给谁看是一个隐性倾向问题，它决定了证明的方式、过程甚至是结果——你究竟是出自何种定义的聪明人呢？

他让我想起《解放军在巴黎》中面目可疑的绿军装。

那是台湾人扮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这句话出自英国作家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的小说《坦克雷德》，被萨义德用于《东方学》的开篇。

本杰明意义上的“谋生之道”（career），是指东方会引发起西方年轻人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而不仅仅止于西方人依靠掠夺殖民地财富以使自身利益获得满足的物质索取表层。

东方对欧洲人而言是浪漫而传奇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

”正是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视角，使东方立于他者地位，是被审视对象，判定标准来自于西方（更准确的说是欧洲）。

在那里，欧洲民族的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

虽然东方激发了西方的想象和热情，但仅仅是器质性的存在，东方的谋生手段，必须满足西方要求方可成立。

具体到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上来，电影毫无疑问是西方的工业和文化的产物，其话语体系的建立自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和规则。

尤其是身居海外的华人导演，更面临着巨大的文化立场难题，文化差异和西方文化霸权是创作的天然屏障。

大致上，我们可以将海外的华语导演划分为三类：1.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主宰下的商业制作模式。

这一派以香港的吴宇森为典型代表，在好莱坞的机制下运作。

2.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下的个体写作。

《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导演戴思杰，正是走了这样的谋生之道。

3.游走于中西之间的双重视角构建。

李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西两派文化的深入探索和双重批判。

他深谙双方的价值观念，同时保持了自己清醒的判断，这正是别人不可企及的优势所在。

暧昧的戴思杰和封闭的植物园戴思杰是一只文化蝙蝠，身份模糊，立场暧昧。

他已在法国旅居23年，却不愿加入法国国籍。

原因是害怕自己在转变身份之后无法写作，产生思想上的断裂，进而不断追问“我是谁”这个问题。

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对《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刻薄的指责，他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任何政治都不感兴趣，自己的电影没有政治立场。

《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是自己完全站在女性立场上拍摄的一部电影。

这种说法造成的结果是，两边都不买账。

法国人说他不够“仇恨”，缺乏对现实的批判，中国人说他“媚外”，站错了队，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倒是谁也没注意到他所谓的“女性立场”问题。

可以感到，他对自身的表述和外界对他的评价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裂缝。

到底是我们误读了戴思杰和他的电影，还是他无法确认自身？

《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刻意营造出一个封闭的环境——故事发生在某座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植物园散发着诡异靡丽的东方气息。

按照开篇处关于李明身世的交待，背景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

但影片所呈现出的，却是反常态的时代图景——喇叭里播放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鹦鹉嘴里说出的是“毛主席万岁”这样的文革话语，路人的穿着也是文革范儿（军装倒是85式）。

导演是想以封闭取代常态，从而为这些不合常理的设置寻找到合理性么？

因为隔绝，所以便“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吗？

如果按照戴思杰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没有批判和政治立场的电影，只是想表现女性，那么又何以安排出意识形态性极强的那些符号呢？

另外一点，影片的拍摄地并非中国，而是越南。

除了几个主角之外，大量群众演员都是越南当地人。

这些东方面孔在外国人看来想必是没有区分度的，就像在我们眼里的荷兰人和比利时人。

还有那一场场伪民俗——只要与西方不同，有差异，就姑且让它是中国的吧。

封闭的不仅仅是环境，还有人性。

在植物园中，教授是权威和规则的化身，代表了不可侵犯的秩序。

混血的李明是外来的不速之客，她打破宁静，带来一种叫做“同性恋”的病。

安安是东方女性的杰出代表，贤惠隐忍，美丽婀娜。

蛋蛋是男权的象征，有力量，强大而粗暴。

父亲对女儿、丈夫对妻子，都是专制暴力的，作为女性的一方只能屈从于冷酷森严的秩序，被剥夺了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主角们都带有强烈的能指色彩，充满了符号和隐喻的意味，生动的人性被抽离出人物本身，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堆被所谓的“东方”层层裹缠之后的木乃伊。

安安和李明的“同性恋”，也缺乏细腻的情感铺垫而显得刻板，透着照本宣科的毫无生气。

如果这就是戴思杰所谓的“女性立场”，那只能说，作为一个如假包换的女性，我有权不认可。

制片人吕克贝松推崇其为女版《断背山》，更大程度上是出自营销策略的考虑了。

戴思杰害怕问“我是谁”，之所以害怕，也许正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不是中国国籍或者法国国籍的问题，这是一种奇怪的心态在作祟。

他太想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证明给所有人看。

他曾经尝试过拍摄一部完全的法语喜剧电影，但并不成功。

他是一个30岁才去了巴黎的中国男人，天然的文化隔膜是越不过的障碍。

《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里，他说自己讨好的是“人性”，那毕竟还有文学的光辉在，知识的力量是应该被推崇并发扬的。

那些说他“献媚”的人，自身想必也带着强烈的自卑感，认定以巴尔扎克为表征的西方理性传统是优越的，这才有了胜负之说。

但到了《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实在“聪明”得有些过了头——我这次放弃意识形态立场了，我不讨好了，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有政治我都不喜欢。

这未免有点赌气的成分在里面。

这种气积聚在了电影里，那是空灵的群山、繁盛安静的植物、氲氤的烟雾、漂亮的女性胴体、宽容的孤儿院院长，甚至是心若止水不染俗尘的僧侣们都无法消解掉的一股气。

舒缓平和的河流之下，刻意的慢藏不住锋芒的蠢蠢欲动。

戴思杰身上有一种缺乏归属感的焦虑。

而一个无法用母语进行写作的作家身上的悲哀，是我们所无法感同身受的。

但是欲速则不达，他急于找到出路，却作茧自缚，离救赎更远了。

蝙蝠的命运是被飞禽走兽共同放逐——它太不坚定，最终连站队的机会都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