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员嫌疑人

（文/杨时旸）有些词汇终究是不可译的，它难以阐释，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比如，江湖。

江湖，有其具体的人、物、事，但相较于这些实体的存在与要件，它更切近于一种精神共同体，一种象征，一种气质，一种虚拟的、弥散的意义之雾，它意味着一群自由散漫的人，游离于官府的监看与权力的管束之外，建立并服从于一种由独特的道德观和义气构建出的民间共识。

在这个圈子内，自有其律法的框架，自洽的奖罚。

江湖是知识分子、官方系统的平行世界与异度时空。

它裹挟着浪漫主义的光晕，沉浸于时间深处，历史的缝隙，或者——只是一些人自己臆想出的回忆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湖儿女》讲述的是什么？

是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

是斌哥从年轻时的啸聚四方到中年时的落魄困顿？

还是巧巧的情深意切生死不离？

或许都不是。

它更多的在讲述一种想象共同体的消亡史。

在电影中，江湖，成为了一种象征，散漫的、流动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民间自治世界，最终，被时代大潮慢慢吞噬。

斌哥也好，巧巧也罢，不过是一粒沙、一滴水，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卷起风暴，搅扰潮流，可是，回看他们的浮沉与挣扎，命运其实在最初的时刻就已经被写好，他们不过是不自知又不自觉地按照剧本完成了时间线上的每一次誊抄，但还总以为自己曾经紧握过命运。

从《山河故人》中的聚合离散到《江湖儿女》中的告别与重逢，贾樟柯的笔下，所有人都成了时间的囚徒。

《江湖儿女》更像是贾樟柯对自己少年心结与青年义气的一次交代与反刍，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偶遇曾经儿时的大哥，已入中年的男人低头吃着一碗面条，这画面触动他的心扉。

某种程度上说，吞咽面条的呼噜声更像是向命运低头的巨大叹息。

曾经拿着刀枪的男人，如今只能被一碗碳水化合物带来的快感所救赎。

由此，在这样的黄昏意象中，贾樟柯开始写作那一群人的高光时刻和终究的落寞。

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故事中，注定充满暴力，街头殴斗、刀枪和血，所以，有人认为，贾樟柯这一次描述的是小城黑帮，一种粗陋的、低级的、甚至散发山寨气味的中国大陆县城黑社会，但这样的理解过于浅薄，贾樟柯笔下的世界，是更浪漫主义的，不定型的，甚至有某种写意色彩的意象，那些打打杀杀不过都是表面的符号。

他无数次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结拜故事，打架斗殴的惨痛经历以及那些死走逃亡的青春期兄弟，但他写的，想的，念的，绝不是犯罪学意义上的黑帮，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江湖梦境，弥散着自由、骄纵、桀骜、胆识以及对权力结构的不屑与叛逆。

《江湖儿女》的故事起始于一个尴尬、暧昧的时代，金钱散发出了不可辩驳的诱人气味，但古老的义气又制约着斌哥不能让自己显露出过于直白的贪婪，他在原地踌躇地踏步，乐于收一点港币帮人铲事，但又得维系古板的尊严，可周围的人们以及这个世界都在默默地兀自向前。

斌哥始终在强调自己作为江湖儿女的身份，但却从未厘清这种身份的内涵。

他其实并不清楚，江湖意味着什么，更不清楚，更真实的世界会开往何处。

于他而言，江湖更像一个不可名状的“场”，他像动物凭借气味寻求安全感一样，必须处于“江湖”的气味之中，才能确定自己的坐标。

而巧巧呢？

最初，她努力躲在斌哥的背后，躲在“女人”的身份里，但她挺身而出之后，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幻，斌哥开始在恐惧与慌乱里后撤，而巧巧意外地闯进了江湖，出狱之后的上路寻人，从外部叙事的结构意义上说，那一路掠过了贾樟柯作品中的一众地标，完成了一次苍茫回望，而从内部精神结构上说，那就是踏入崭新“江湖”的路途，婚宴流水席上的小小骗局，酒店单间门口的碰瓷，她如此轻巧地利用时代的、人心的漏洞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可能，她算是进入江湖的投名状吗？

还有冯小刚扮演的游医，徐峥扮演的忽悠，也是另一个时代中的“江湖”吧？

只是在这时代之中，江湖也褪去了浪漫主义的光晕，变成了穷途末路者无奈的生存伎俩，令人心酸也有点寒碜。

像之前所有属于贾樟柯的故事一样，其实，他注视的所有人物都是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的人，时代巨大的变化催生起一些人不知所起又不知所终的勃勃野心，先天被体制或命运安排的身份在悄悄碎裂，而寻找新身份的过程，搅拌起兴奋，也历经痛苦，迷惘与彷徨。

很多人，被短暂的兴奋牵引，却在这迷惘之中耗尽半生。

斌哥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写照。

所以，无论贾樟柯写下的故事如何变化，是小城瘦弱的青年唱起《任逍遥》，还是凶狠的大哥举起枪，他们都是一样的无助的人，敏感、脆弱、浸透悲情。

其实，他们都不是故事中真正的主角，贾樟柯故事的C位永远都让给捉摸不透又无可名状的时代，相较于随意弄人的命运之手，所有有名有姓的角色都不值一提。

所以，回到《江湖儿女》中，一切也同样如是，他写大风渐近，将一切吹散，无论浪漫主义的气息，还是人们发下的誓言，在风中都不曾听见回响，而有些人在大风起兮的当口，扶摇直上九千里，有些人被撕成碎片归于尘土。

瘫痪的斌哥坐在炕桌前，把一桌饭菜推到地上，不知者以为他不过是发泄物质层面的失意，而知他者才能明白，他所郁闷的是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自己的解释系统已经失灵，他无法解码这一切，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到底错在哪一步就莫名地落得如此下场？

但这盘棋其实没有棋谱，也无法复盘。

如今回看，斌哥与巧巧意外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女人走向江湖，男人蜷缩回襁褓，当初，男人环抱着女人教她开枪，而现在，女人搀扶着男人重学走路，像是母亲对待孩子。

斌哥曾经的兄弟们有的抽身而去，去做生意，去攀附权力，他们明晰一种世俗框架内的目标，但斌哥这样的人，对于世俗成功既贪恋又不屑，相较于金钱，更令他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众人烘托起的醉意和迷梦，就像那个搪瓷脸盆里无数瓶烈酒汇聚成的“五湖四海”，一群寻醉的男人的吹嘘与痛快。

他不过是一个浪漫主义尾声中的梦游者，最终，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当下这坚固的现实重重围困，悚然伫立于晚辈的错愕与同辈人的手机摄像头之中。

棋牌室还是棋牌室，那个江湖儿女的据点，依然是桌上的酽茶和空气中凝滞的尼古丁，曾经棋牌室的小屋里能谈义气，谈生意，调解道上的纠纷，斌哥用匕首切开了人生中的第一支雪茄，但如今，这里不过就是一群失意中年人聊以自慰地廉价娱乐场，不再是灰色地带，也没人在乎是否要搬来关二爷，墙壁上倒是挂满了盖着国家公章的营业执照。

手机视频人人都能操持，消解一切庄严，每个人都像出演一场猴戏，红章挂上墙壁，监控摄像头镶嵌在屋角，江湖的气质理应是烟云雨雾，是说不清道不明，是遮蔽是写意，而时过境迁，如今在权力的首肯和监看之下，一切才被允许存在，必须清晰无误，必须无所遁形。

由此，梦游者失却梦境，江湖失却神性。

谁又有通行证，哪里又有墓志铭？

结尾的时刻，巧巧站在楼道里怅然若失，身影被摄像头记录在案，这意味着什么？

更像高处传来无声的冷笑，宣告这世上从此有了“上帝”的监察，一神终究取代了众神的狂欢。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本人新书《孤独的影猎人》上市，多谢支持---

科长在多部电影中惯用的山西方言和川渝环境每一次都勾起我的乡愁，每每看到这样的设定，总是想起爷爷老是在家讲山西话，而小学前在江边爬坡上坎的模糊童年记忆，也总是在科长的电影中再一次被印证——小到电影中奉节婚宴的酒杯款式细节，山西男人每次谈事情那句吩咐女人离场的“我和你谈点事”，大到山城的风貌和山西城市的街景，《江湖儿女》调动了我的记忆，让我回到那些曾经经历过的场景里，反复提醒着我它们的真实性，总之科长此次较好地把握住了（我印象中）山西人和山城的民风。

几日前给《三峡好人》打4.5星，必须承认我是带着对那个朦胧年代和故乡（无论是山西还是川渝）的私心的。

有许多观众批评科长在这一部中的反复指涉，这一次我倒更倾向于松一口气，认为科长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的题材（即巧巧的女性成长），也把以前他没说清楚或者不连贯的故事一股脑理清了（比如UFO）。

电影的层次是清晰的四段。

第一段是巧巧入狱前和斌哥恩爱遭遇变故，第二段是入狱期间，第三段千里寻夫不成后失意“逃”到新疆偶遇UFO，第四段是斌哥失意残废回大同找巧巧又最后离开。

故事的开端是麻将厅。

年轻的巧巧（发型和蹦迪都让我想起《低俗小说》里的乌玛.瑟曼）春风得意笑着穿过人群，被男人们尊称“嫂子”，表演杂技的人提醒着大家记住这一天（强调时间点），她像一只斌哥怀里的猫，可以娇纵地夺下斌哥嘴里的烟，玩斌哥从小弟手里抽出的枪，在四处都游刃有余，几乎僭越了女儿的身份，以“儿子”的身份在照顾父亲（给父亲打牌钱），仗着“嫂子”的身份被男人尊重和照顾，是一个凭借自己男人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得到“自己地位”的女人。

在看第一段的时候，我给莫总发讯息说，我的的确确被斌哥教巧巧打枪那一细节撩到。

斌哥身上有某种吸引女性的“强大”男性特质，一种潜在被认为能为女性提供庇护和疼爱的特质。

故事进行到转折点，在一次群架中巧巧为了保护斌哥当众开枪并因此入狱，此时两个人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斌哥从“保护者”转为了"被保护者",而巧巧则从“被保护者”转为了“保护者”。

影片聚焦于巧巧，我们无从得知斌哥的遭遇，只知道斌哥自始至终没有来探望过巧巧，这无论是从爱情上还是恩情上来讲都是说不通的，对此我能想出的解释是：斌哥在巧巧面前丢了面子，他被巧巧出于爱意保护，但这样的爱意无形中是对他大男子尊严的践踏，一个需要自己女人保护的男人，不仅在自己的小弟哥们面前抬不起头，也更是在他的女人面前抬不起头。

（这也与斌哥在之前的人物形象是连贯的，做大哥的时候，他享受权力，享受尊重，享受被小弟们簇拥）巧巧开枪，改变的并不只是自己的命运和爱情，也改变了斌哥的命运，她的爱意无疑使得斌哥从男性绝对权力的位置上掉落。

在第三段中，巧巧熬到了出狱，科长再次借三峡大坝这一熟悉的历史背景把寻夫故事设定在奉节。

赵涛在这一段中以和在《三峡好人》中一摸一样的扮相出现（除开衣服和包，连玉佩和手表的细节都一样，不知道科长是不是有意下一盘大棋），而且又一次寻找她在《三峡好人》中寻找的相好“斌斌”。

（两个故事略有不同，不过我更倾向于把《江湖儿女》看作是《三峡好人》故事的完整版）她首先遭遇到了以前小弟（“大学生”）的冷落（斌哥情变的伏笔），又遭到了盗窃陷入绝境：手机和钱全部遗失（和后面蹭婚宴，骗钱和解决性骚扰问题时的强悍形成前后对比），跟随一系列伏笔（如第一段中斌哥首次见到广东美女林家燕的调情和特别注意）终于迎来了斌哥情变的事实，而在这个时刻斌哥仍然在逃避正面她，并非完全出于情变的羞愧，更多的是出于她曾经保护他——而这保护使他难堪，使他无法面对她。

她的出现提醒着他现状的窘迫和过去的阴影。

巧巧在这一段中曾两次黯然地在街头晃荡，中间有有好几个小故事穿插的非常耐人寻味——（1）接过街头卖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艺人手里的玫瑰花，她仿佛还沉浸在自己失落爱情的余晖里，转而镜头投向笼中困兽，似乎暗示女性巧巧本质的觉醒，于是她灵机一动把玫瑰递给办婚宴的人大喊：“祝福！

”，并趁乱吃喝了一顿。

失落爱情的象征为她换来了一顿免费的美餐，仿佛暗示着观众爱情不应是一个女人生活唯一的支柱，而在生活面前女人也必须自我解救。

（2）夺回身份证那一段是很有意思的川渝风味小说！

巧巧先是见到街头有男人打女人然后挺身而出（女性觉醒），然后又对于偷自己东西的小偷毫不留情暴打一顿，此时她已经一定程度上不把自己当作“被保护者”了，也没有最开始发现东西遗失的那份惊慌。

（3）后面假装小三姐姐骗钱和支开性骚扰她的摩的司机并机智地联系上斌哥（注意此处，巧巧是在以弱女子的形象向斌哥“求救”，正好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不然斌哥也是不会出来的。

）都再一次印证着巧巧独立成长的改变。

巧巧和斌哥在小酒店的对话是我全片最喜欢的一段。

场景设定非常巴山夜雨。

——“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两个人再次相见却无话可说的场景实在比久别重逢更触动人。

巧巧问斌哥“什么是你认为重要的？

”并且指责他甚至没有在自己出狱时来迎接自己，显然巧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保护行为已经无形中践踏了斌哥的尊严，而斌哥也完全站在大男人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尽管他因为这份离开太久的爱情而微微颤抖了一下，但进而反问她：“你知道一个男人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是什么滋味？

你知道我出狱时没一个小弟来接心里是什么滋味？

”在他看来，失去权力和尊重，失去金钱和地位，反倒被以前的马仔踩在脚下才是更痛苦的事情。

故事到这个地方斌哥的形象已经非常丰满了——这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而又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真男人形象（笑），毫无疑问对他来说儿女情长在后，自己的事业、尊严、威望……才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他不能理解巧巧对他没有去接她的指责，并且他也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自己的追求（想东山再起），毫不照顾失落的巧巧。

最后，斌哥出于某种感激，淡然地帮巧巧跨火盆洗了洗晦气转身离开。

第三段在此时还没有结束，还有一个巧巧去到新疆见UFO的小插曲。

在科长之前的《三峡好人》中，赵涛饰演的角色的确在奉节见过飞碟，所以当徐峥饰演的角色夸夸其谈的时候，巧巧淡然说：“我相信，因为我见过飞碟。

”飞碟仿佛成了一种暗号，巧巧误以为飞碟是两人同时受到的某种天意的感召，进而对新的爱情燃起希望。

但当她对他的赤贫说出“没关系”并向他坦诚自己刚刚刑满释放的时候，他却哑然地逃开了。

失意的巧巧明白他并不是“那个人",中途悄悄下车，再一次见到飞碟——暗示着某种她原以为的既定的生活轨道之外更广阔的现实，巧巧又一次从限制自己的女性的狭小的天地出走。

第四段中，故事又回到麻将厅里，巧巧接回了残废的斌哥。

英雄迟暮，虎落平阳被犬欺，他的身体和年龄都不再能支撑他的野心，而斌哥似乎仍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就像故事开头二舅哥教育斌哥“你这样不行的，什么新东西都要学一点。

”那时一样，斌哥活在自己那个年代的“江湖”里，和时代脱了节），逞强的他把失落的怨气发泄在厨子，打工年轻人，以前的小弟身上，妄图在弱小的人身上找寻自己曾经有过的权力的印记。

巧巧一边默默地照顾他，忍让他萎缩肉体下要强但脆弱的大男子主义，一边工作打点一切。

故事的再一个小高潮和开头的冲突是呼应的，只不过这一次，调停的不是斌哥，反抗的是巧巧，在一堆所谓的“哥们”面前，巧巧作为唯一的女人，把茶壶向羞辱斌哥的人头上砸去。

这样的行为和当年巧巧为保护斌哥开的那两枪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她以为她保护了他，实际上却当着所有人又一次羞辱了他。

所以，残废的斌哥（出于自尊）仍然要选择出走，仍然以一种非常大男子主义的（给女人留一沓钱）不辞而别。

剩下巧巧一个人留在空空的摄像头内，我们甚至看不清她的脸。

最可悲的是，斌哥永远不能理解巧巧举起枪和砸下水壶的瞬间，是出于多大的勇气，是出于怎样的爱逼得自己由弱女子，“被保护者”的角色，转为强者，“保护者”的角色，他始终不能接受比他强的女性的角色，他只在乎他那可怜的尊严——“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找你吗？

因为只有你不会看不起我。

”而同样可悲的是，巧巧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已经为那个衰弱的男人带来了压迫。

所以斌哥必须离开他。

她是否真的如她回答斌哥“你恨我吗？

”那个问题时一样“我对你已没有情，也就不再有恨。

”？

我们看不到最后巧巧的表情——是如释重负的解脱？

是戏谑的自嘲？

是失去情人的痛楚？

还是无动于衷的麻木？

在这种开放式结局中，我只记得在麻将厅里两次抽烟的巧巧的那张脸，多年过去，抽烟的神态已大不相同。

而结束观影的我，独自走出影院，在黑暗中摸出打火机，点燃烟，也狠狠地抽上了几口。

9月16日上午，万达CBD，豆瓣专场。

贾樟柯导演映后聊了40多分钟，干货挺多，忍不住敲出来。

贾樟柯：这一场是咱们国内第一场，第一次跟观众见面，所以非常开心，非常放松。

因为前面这三年，做这部电影的感觉就像游泳，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淹死了（笑）。

一直挺着过来，到送进电影院，今天放，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意味着它真的能放了（笑）。

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贾樟柯：想拍江湖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前一段我也写了篇文章，讲最初对于江湖的兴趣。

因为我是1970年出生，小时候还是挺乱的，街上大哥挺多的（笑）。

再乖的孩子在那样的街上成长，都会经历这些事。

那时候的大哥真的非常仁义，也长得非常帅，特别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小时候的我影响非常大。

那时大家也没什么经济利益，因为是一条街的，一个县城的，就变成一伙了，完全是简单的情感凝结。

后来逐渐地，什么东西都在变，这种东西也在逐渐消失，就是刁亦男（饰林家栋）说的，“企业化了”。

企业化之后，很多事情就变了。

真正下决心拍，是在《山河故人》路演快完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是一个大哥，我亲眼看过他街头混战，身手不凡，但是我路演期间收到消息，说他中风了。

路演完我去看他，他可以拄着拐杖走了。

我非常感伤，那时候就开始写这个剧本。

电影再次出现大同、三峡，你是有意识地去延续以前的作品风格吗？

贾樟柯：我过去的《任逍遥》和《三峡好人》都拍摄过这些地方，但这次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重新回到那样的地方去写江湖人物。

因为这样一个不变的舞台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同一个地方，有小武这样的小偷，有《站台》里面的文工团，有《山峡好人》里的矿工跟护士，有《天注定》铤而走险的人。

同一个地方，人的命运挺不一样的。

我喜欢同一个舞台上穿梭不同的人。

拍摄上有没技术挑战？

贾樟柯：技术上的挑战有很多。

最主要的一个是，前面的时代是2001年，过去了十七年，看起来很多地方变化不大，但实际上，空间、街道、衣服、发型、交通工具，所有东西都变了。

我自己又很喜欢拍这种公共的地方，比如街道、Disco、茶楼。

这些东西完全得重新搭景，搭景又要是我喜欢的那种写实风格，所以美术会还原那个时代，挑战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我2001年开始有第一台DV摄影机。

那时候拍了很多画面、素材，一直没有剪，一直拍到现在。

我记得当时美术指导跟我讨论一个问题，2001年女孩子染不染发？

我确实被问住了，觉得染了吧，又不确认（笑）。

然后是这样的，那时候拍了很多纪录片，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素材，看看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

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看了很多素材后，我跟摄影指导开始聊了。

我看了那些素材，有DV拍的，就是那种掌中宝，像素非常低的，现在已经没人拍了，因为那时还拍带子的。

也有16mm，35mm，也有最早的“red one”，就是一种那个年代的数码设设备，也有最新的高清技术。

我觉得好多设备已经不用了，但那些影像特别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摄影指导说，我们可以帮你实现。

所以，我们用了6种器材。

前面段落都是用掌中宝拍的，一直用到胶片，三峡到新疆都是胶片，后面是6K高清影像。

我跟摄影师都不喜欢对比强烈的影像，好像时代变了，影像突然就变了。

就想做一个过渡。

这样我们用了6种设备。

所以经常是大家看到摄制组来了300号人，围着一个家用DV在拍，人家有的还觉得我们是骗子（笑）。

我很感谢Eric，我俩第一次合作，他非常尊敬过去的简陋的影像，让我非常吃惊，因为他是一个技术主义的摄影师，没想到他跟我在美学上挺同意的。

我们也做了很多测试，所以那会儿老有开机传闻，其实我们是在拍测试片，就是把6种设备都测试完，各种光线条件、气候条件，然后剪出来，看一看，觉得技术可行了，才正式投入拍摄。

还有一个，演员方面压力也是挺大的。

毕竟赵涛跟廖凡年纪都不小了，但故事是从二十五六岁演起，怎么来表演，我觉得只能是依赖和信任演员了。

选廖凡，因为我是他影迷，一直没机会合作。

写完剧本我想来想去，就硬着头皮找廖凡。

为什么要硬着头皮呢？

因为一般演员也不是太愿意演这种跨度大的，因为难度大，会露拙。

他很喜欢这个角色，愿意去克服。

他在造型方面自己想了很多办法，包括片尾的胡子，我也没见过他留那么大胡子的样子，他说我留给你看看，胡子留出来，还有白的。

果然很有帮助。

另外，山西话对廖凡是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他是长沙人，我们后来就找了一个山西省话剧院的老师，会说特别标准的山西话。

山西话也有很多地方话，就是“每隔十里不同音”。

最后确定用太原话来表演，因为太原话靠近普通话，好学一点，大同话我山西人都学不了。

他三个月的时间来听录音，基本上他那个时候，在街上点个菜什么的，都不会以为他是外地人。

然后赵涛，她从形体、语言、嗓音，她的控制，我觉得在《山河故人》里面已经有能力了。

但是她有一个比廖凡还要致命的东西，就是皮肤问题（笑）。

男的嘛，比较糙。

你像我，二十八九岁长得跟现在差距也小，比较显老（笑）。

但是女同志不一样。

我自己做导演，有一个东西最不敏感的，就是妆发。

我觉得挺好的了，周围的人说不行不行，赵涛过不了那一关。

后来赵涛跟化妆师、灯光指导、摄影指导，尤其是灯光指导，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黄志明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之前也是《花样年华》、《2046》的指导。

他们在现场就是仔细地调灯，用摄影和灯光来配合化妆工作。

赵涛在嗓音上找了三个音域，2001年找了一个音域，嗓音比较尖细，逐渐往下压，到最后嗓音压得比较厚一点。

我一开始不太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我怕不自然。

但后来发现她找的那个音域挺自然的。

大家都尽到最大努力。

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换演员，这种片子最简单的片子就是换演员，20来岁找一个演，40多岁找一个演，长得差不多一点。

但是我总是觉得，看那些素材，看自己拍的照片，我觉得这种十几年物是人非，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它是有感染力的，所以还是希望是由一个演员来从头演到尾，最后他们都完成得非常好。

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俩的表演，我也不太想拍这个电影，写出来自己过过瘾就算了。

取名时有无改动？

贾樟柯：从写剧本就叫《江湖儿女》。

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2009年去香港拍《海上传奇》，这个纪录片是讲上海人的离散故事。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采访对象，是《小城之春》的女主角韦伟，我们在香港见到了韦伟女士，她那天很健谈。

其实她的话题除了她之外就是费穆导演，她就一直讲到费穆导演晚年的时候，他们在香港准备拍一部电影，名字就叫“江湖儿女”。

我一听就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就是很有古意。

男的嘛，一听江湖就有点来劲。

儿女，又有很大的情感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它不仅是浪漫，同时也很有古意，代表过去的人际方法。

那部电影后来在1952年被朱石麟导演拍出来，讲一个马戏团的故事，这一次我就想用这个名字，因为已经时隔多年，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今天我回头看创作的过程，江湖吸引我的无非是几个东西。

一般来说，江湖背后都是巨变的社会，像胡金铨电影里的明代，张彻电影里的清代，吴宇森电影里面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都是社会转型、变革最剧烈的时候，充满了危机，人在其中，要面临非常多的危机才能生活下来。

另外，江湖也代表那种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要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他们处在人际关系中的传统原则，像江湖原则里的情深义重，义薄云天。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儿女就是指有情有义的人。

所以从写剧本开始，中文名就是“江湖儿女”。

但是也有小插曲。

因为我们的很多同事不同意我用这个名字，他说导演你写这个名字，人家以为是个古装片。

古装片现在不卖（笑）。

我说我还得用这个名字吧，把这种古意带到现代社会里，讲这种古意的改变、消失，对我来说是挺新鲜的，挺有意思。

英文名字经过变化，一开始我写剧本时是“money and love”（笑），money放在前面，因为有时候我加班晚了老听电台情感节目。

哭哭啼啼的，跟梦游一样的节目。

听来听去，好像这个时代大家都缺两个东西，就是money and love，所以都在倾诉。

我也喜欢这种比较愣的，比较粗野的名字（笑）。

后来写到火山那一场，赵涛跟廖凡说，经过高温燃烧，火山灰可能是最洁净的，我写到那挺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可能真的就是炮灰，就烟消云散了。

但人再有毛病，也是珍贵的。

就像巧巧这个人物，也坑蒙拐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都很可贵。

就改了这个英文片名。

最后赵涛镜头很有像素感，是怎么想的？

贾樟柯：电影结尾原来不是现在的结尾，剧本的结尾没有拍。

剧本结尾是元旦了，赵涛买了九种酒，准备跟廖凡再喝一次五湖四海，结果廖凡走了，她一个人喝。

在拍这场之前，我们就拍到她追出去看廖凡走了没有。

因为前面拍的是他们在棋牌室安监控，突然就跟摄影师说，我们要不要拍一个监视器的镜头，看到他了，然后我们就拍。

结果拍那个镜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跟英文片名很贴近，它就是一个垃圾影像，像素很低的数码化的影像，今天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堆这样的摄像，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影像，最后就会被删除了。

我觉得我很多电影都很怀旧，就别再怀旧了，就被删除好了，所以就用了现在的结尾。

新旧事物在里面相当于博物馆，你是否想借用这个特定空间来书写国家历史？

贾樟柯：这个可能对我一直有误解，觉得我想写国家（笑）。

我确实没这个想法。

我觉得都是从人出发。

但你的感觉是对的。

像我现在，有时候经过一些地方，去看那个广场舞，也会觉得回到了过去的时代，因为那个音乐还停留在80年代或90年代。

就是变化的时候，好多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

新的音乐，新的科技出现了，旧的还没有离开，是混在一起的。

那个茶楼就有唱京剧的，耍魔术的，唱流行音乐的，它们确实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还存在。

这种对时代变迁的认识，像是《站台》时也差不多。

那时一开始做服装，从1979年拍到1989年，服装指导就划了很多段落，比如说1到40场是穿什么年代的衣服，40到60场是穿什么年代的衣服，后来我觉得不对。

比如1到40场穿中山装的话，那么40到60场难道就只有西装了吗？

中山装还在的，所以那时候就打乱了。

当然，那样时代是很清晰的，进步了，但实际上，它跟我们现实的时代变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像在《江湖儿女》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处理。

但大的变化，像绿皮火车、高铁这些显见的东西都比较简单，容易捕捉。

但现在就是，拍公众场所越来越难了，我觉得我以后没法拍电影了。

哪儿都不让拍。

站台不让拍，火车不让拍，我这么一个喜欢拍公共场所的人，觉得好难啊以后，都得搭景。

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觉得我的理解有一点偏差……贾樟柯：偏差没关系。

一个电影拍出来，大家怎么看都可以，它就是独立的东西，我只是说我的理解。

你的江湖在哪里？

贾樟柯：我的江湖在我脑子里（笑）。

就是写这个剧本中，我在书上贴了一张纸条，写了几个字：一言难尽，五味杂陈。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感觉，也是现在我的感觉。

《山河故人》最后杨老师有很明显的对比，巧巧开的棋牌室也跟现在格格不入，这种冲突是否包含了你的价值观？

贾樟柯：它跟大同的环境有关系。

大概是十七年前，我比较多的时间在大同，那时的大同都是棋牌室这样的房屋、空间，有点像后海这边的胡同，都是平房。

中间就有几年不去。

再回去，就建城墙了。

城墙是新建的。

2013年写《天注定》开始，每次写剧本会去那里，看它那个城市，我去了也找不到地方，也得导航定位，就是整个变化非常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整体的变动里面，一进入这个城市的核心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居住在十几年前的空间环境里面。

特别是电影里面，巧巧家外面那个宿舍，那个宿舍《任逍遥》用过。

那个空间特别大。

当时是用一个大全景拍的，很灰的楼房，一排，然后一个河滩，河滩上有个铁桥，过来之后有个小公路，公路上有小汽车。

这次我去看景，又去看，因为我想重复那个景，然而再去的时候，除了公路上的公共汽车，没有任何变化。

楼还是那个样子，河滩还是那个样子，铁桥还在那，就是比过去更破一些。

日新月异的过程中，总有些被遗忘的角落、地方。

就像巧巧说的，无情了还有义。

无情有义这种说法，我最早听说是以前学形意拳的时候，师父说的。

师父给我们讲三国。

“《三国演义》的故事听过吗？

”“听过。

”一说那个关羽对曹操和关羽对刘备有什么区别，我们说不出来。

师父说，关羽对刘备是有情有义，关羽对曹操是有义无情，那时才知道，情义是可以分开的。

情义放在一起是最高境界。

巧巧确实还在坚持和信奉这样的一种人际方法，就跟那些建筑一样，还在那。

巧巧一路上遇到很多男人，每个人都对她做出影响。

徐峥比较暧昧，会对巧巧有什么影响？

贾樟柯：首先，很对不起男性朋友，因为我写完发现，里面男的比较糟糕一点（笑）。

这个没办法。

如果我是女的，有可能我写里面的女性人物会比较糟糕。

正因为我是男的，我觉得写这个剧本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是突然有点对自我的一点点反思，写完会发现，男性缺点比较明确。

当然女性也有缺点。

我一直说巧巧不是英雄，她也毛病一身，她也开枪，坑蒙拐骗都干。

徐峥这个人物，我觉得对巧巧来说，就是她自身、自我的悲剧吧，这个人给她，就跟徐峥满嘴讲那些不着调的太空理论一样，可能对巧巧是新鲜的，代表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代表可以跟他一起去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中途她就俏俏地撤了，就是把这条迈出去的腿又收回来了。

我一直觉得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约束都是很厉害的，就是你在一个生活轨迹里面，习惯里面，惯性里面，生活久了，改变是好难好难的事情，包括情感领域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想，后面的巧巧，她还有没有爱情？

她还有没有爱的男人？

还有没有遇到过？

但我写剧本的时候，我写她看到了飞碟，我觉得她应该是个独身主义者，她已经不需要爱情，也可以活下去。

你如何把经历过的琐事，非常融洽地放到电影里？

贾樟柯：斌哥实际上有两个人物原型，一个就是我前段写文章那个汾阳大哥，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在生活里中风的那个，算是有很清晰的原型。

我前面的文章可能也有朋友看过，我小时候的一个大哥，后来他恋爱了，七十年代末吧，他先上了班，有了工作，然后有一个女朋友，也是同一个工厂的。

他们同居了，每天就看到他带着女孩在街上走。

那个年代未婚同居，是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的事情，有很多指指点点，但我一直难忘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子，眼神是镇定的，怡然自得的，不慌不忙。

如果巧巧有一点原型的话，就是这个女性的神态。

我每次都是写完后，才会跟赵涛说我想拍什么，因为之前也不一定是她，想法变来变去，对演员也不太好。

而写完后给她看剧本，她说很喜欢这个剧本，但是她说不懂江湖，问我看咱们生活里，咱们认识的人里，谁算是江湖女性？

我说好像没有（笑）。

她就开始资料搜集，搜集完有天她跟我讲，你这个巧巧，有点像佘爱珍，我听了吓了一跳。

她说，佘爱珍原来在赌场工作，然后认识了吴四宝，在租界街头枪战，一战成名，后来抗战胜利，成了汉奸，入狱，流亡，而且这个女性大的命运线索挺像的。

我说纯属巧合啊，没有要写佘爱珍的意思。

但是她搜集了非常多这样的人，还看了很多庭审记录，包括庭审这些女性的问答，她们的表现。

后来她跟我说，我差不多了。

她觉得江湖是个出发点，是背景，最后还是讲儿女，最主要还是一个女人的逻辑。

我觉得，个体直接的经验是少的，是有局限性的。

写剧本塑造不同的人物，不一定都是自己的直接经验，但是还是自己的经验，对周围的人、对社会，你会有自己的观察、认识和印象。

写作的时候，唯一的调取这些的途径就是想象，它还是在一个对人物的命运，对人物的行为做事方法的设定的基础上，用想象来调取这些经验跟记忆。

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是两部分的思维。

一部分是，因为我是个江湖片迷，各种江湖片看了很多，像《教父》，《四海兄弟》、意大利的一些黑帮片，都是非常喜欢。

但我觉得自己要写一部。

写江湖就是写出准确的人物关系，因为江湖就是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中国人的我们的逻辑关系。

比如说，写这些大哥，应该写出的那种感觉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大哥。

有一天人家说，你是大哥。

啊？

我是？

就是把它中国化，真的是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江湖，而不是从电影到电影，像香港电影的仪式，这种江湖传统没有中断的地方，没有这些仪式，就是土黑帮，土江湖，但，这就是我们。

《江湖儿女》最近又被讨论得很多，其中有一波是在痛心疾首地感慨为什么到了2018年女人还要死心塌地爱渣男，觉得电影里男女主角的感情线就是老掉牙的“渣男圣母”套路，渣男无情无义而圣母一片痴心，这也太不时代新女性了。

尤其这两天张雨绮离婚的消息爆出来，社交网络上一片叫好，让我想起不久前与踢踢吃饭的时候，踢踢感慨道，现在的年轻人呀，是不接受“委屈”的人设的。

一方面我也认同不必要的委屈无需要忍，大环境已经颇多无奈，身边小环境就最好别再自己给自己添堵，有选择的情况下，该离婚离婚，该绝交绝交，该辞职辞职，断舍离也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但另一方面，说回电影本身，我倒觉得有很多可以玩味之处，拨开“渣男”与“圣母”的标签，也放下“痴心女子负心男”的套路视角，能看到更多真实复杂的人情与心事。

斌斌和巧巧的爱恨情仇其实三言两语就能讲完。

大家都年轻的时候，斌斌是当地道上的“大哥”，而巧巧则是“大哥的女人”，后来“大哥”被人陷害，巧巧为了保他入狱五年，而斌斌在这期间另找了有钱又能帮助他事业的新女友（真的是毫不令人意外呢）。

巧巧出狱去找斌斌，斌斌一直躲着不见她，后来终于当面锣对面鼓了，斌斌也一直嗫嚅着给不了一句痛快话，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到最后还是巧巧替他讲了，说我们从今往后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后来又过去好些年，斌斌半身不遂了，竟然就又跑回来找巧巧，老浪子一朝回头，不是情之所至，而是生活所迫。

这种男的在一般的叙事里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渣男”，但我现在倒觉得，他不是渣（如果渣等于坏的话），他只是弱。

他不是坏人，只是一个银样镴枪头，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子。

的确，他不负责任，没有担当，但是对于这种人来讲，实话实说，指望他有担当，那就是超纲了，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从斌斌、以及斌斌的同类的角度来看，他选择和什么人在一起，其实和爱不爱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他即使爱一个人也是羸弱地爱着。

他的爱不值钱，也不够看。

片子里两次唱到“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很老的情歌，里面写，“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少年时不懂，为什么感情还在的两个人却到底不能相守，后来才看到，那是因为在很多人的取舍权衡里，感情根本排不上号。

“自我”永远都比“感情”重要。

人终其一生都努力向自己所设想的那个理想自我靠近。

在有的人的自我预期里，他觉得自己就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他要努力做一个好男友、好丈夫、好父亲，和具体碰到哪个女孩子也没有必要的联系；而有的人理想的自我，是要男子汉建功立业美人在侧，“功业”比“美人”重要，“美人”的元素比具体的人重要，恰好遇到小红，那身边的人就是小红，改天因为一个契机又碰到小兰，那小兰也不坏，你非要问他你爱哪个？

他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回到斌斌其人，他显然就觉得自己要“干出一番事业”，做一个大哥，有马仔有女人，在大同的时候，身边的女人是巧巧，他觉得蛮好，后来被人暗算入狱又出狱，跌入人生谷底，这时候林家燕和她哥哥能帮他，那就和林家燕在一起，几乎是顺理成章无需多想的，和爱不爱也没什么关系，和林家燕好还是巧巧好也没有关系。

而当他又落魄的时候回去找巧巧，就像他自己说的，全大同只有巧巧不会笑话她，因为巧巧人好，对他有情有义有怜，但和爱不爱巧巧有关系吗？

关系不大，他显然也会关心一下巧巧的婚恋状况，但那点儿小心思只够在心里打个转，连见光的勇气都没有。

像这样的男人呐，心理能量就是不太够的，看着威风，其实羸弱，光怜爱自己就已经耗尽了心力，实在没有多余的爱意分配给余人，都是选择，都是生活，爱不爱的，没想过。

与他相比，巧巧这种女人倒是强韧得多。

《江湖儿女》是我看过的第一部贾樟柯，看完后迅速迷上了女主演赵涛。

她饰演的巧巧是那种生命力非常强悍的中国女性，无论怎么样都能想办法活下去、脱出困境。

相应的，她的感情也比斌斌这种先天情感贫瘠心力脆弱的人要丰沛得多。

我也是越长大越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女人这么喜欢这种“渣弱男”。

其实我以前也写过很多次了，感情这种事，就是甲之熊掌乙之砒霜，没有一般标准的。

一般意义上觉得“好”的良配，靠谱的忠犬暖男，不见得吸引所有人，而各种意义上的“渣男”，也从来不缺乏前赴后继的女孩子。

有人就是爱这一款，不了解的时候盲目地带着崇拜的爱，了解的时候清醒而认命地爱，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就吃这一款，明知道这个人没有担当，不是英雄，不仅不强大，还很脆弱，还死要面子，还自私，但你就是做不到完全不管这个人去过你的灿烂人生，这也是你的命运。

所以巧巧还是收留了多年后狼狈回来找她的斌斌，她也是坦然接受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道义，甚或是出于对自我良知的要求，她都不可能袖手旁观放任不管。

人与人之间，不管是恋人还是知交，哪怕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总还是有义气在的，这份“义”是道也是情，也是“只为一点慈悲心，不见公子到来临”。

其实懦弱无担的男人和艳烈坚韧的女人也是中国故事里的经典配对了，从杜十娘霍小玉到如今的巧巧，昔日多有人感慨她们遇人不淑真情错付，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就是女人一定要擦亮眼，或者女人一定不要轻信男人。

其实这都是很不现实的，而“不信”有“不信”的沉闷，“轻信”亦有“轻信”的欢喜，何况，有些人就是无法自拔地喜爱那些弱男人，像杜十娘对李甲的动心，不就是喜欢他哭哭啼啼一无所有地也要粘着她、跟着她，而她把他抱在怀里，软言抚慰，越看越爱。

怡微写的有趣，李甲后来出卖杜十娘也不是因为看不起她，他压根儿想不了那么多，他只是觉得，杜十娘总会有办法的。

所以，就是喜欢“渣弱男”要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什么，越早看清这件事越好，你爱的这个人，就是很难承担你的情感或者背负你的期待，就要想清楚，你更看重的是什么，是心动的感觉，是有安全感的依靠，是温柔的呵护，还是母性的满足，想清楚之后，坦然接受自己选择的路。

过日子冷暖自知，求仁得仁，也有人过得很开心的，反正他们情感丰足精力充沛，陪你兜圈，不怕浪费。

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爱其少，爱其老，爱其轻佻，爱其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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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儿女》进一步暴露了《天注定》《山河故人》以来贾科长故事中细节单薄、叙事呆板、不断重复自己的元素等问题。

这也是电影体制和生态的问题，看不到更深刻的思考和新鲜的元素，只是感情更加浓郁和柔软了。

贾科长满怀柔情的注视着自己的媳妇，任赵涛老师在镜头前脸谱化的张狂表演，从第一个镜头巧巧走进赌场就完全出戏，大同市井肯定有这样倔强个色的女孩子，但赵涛老师瞪着丹凤眼、抖着抬头纹傲娇十足的京剧范儿表演，匆忙突兀的从年轻穿越到沧桑，对于她老公要表达的乡土情怀或乡愁，是一场灾难。

廖凡一脸严肃的请出二哥，我就喷了，科长，你是来逗比的吗？

不过这种轻幽默没有伤害整个电影的风格，倒是无伤大雅。

我最不满的是，科长，儿和女有了，“江湖”在哪里?在不断渲染情感的港片歌曲里？

在麻将、五湖四海酒和怀旧感爆棚的录像厅里还是街头斗殴里？

在巧巧敲诈张译的技俩里？

科长，你是要寒碜俺们吗？

哦，对了，那谁不是早就说过吗？

我们中国根本没有黑社会！

也就没有江湖。

从几次关于持枪的讨论可以看出科长为了电影上映做了最大妥协，走了和《天注定》完全相反的路径。

挂着王中兄弟名字却删掉冯裤子所有戏份，也不得不让人寻味。

大概“江湖”就在斌斌和巧巧俩人嘴边，你是江湖的人，我才不是江湖的人，有了它你就是江湖的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长，咱能再流于表面和概念吗？

“留白”可以，但过多的留白只能暴露苍白和懒惰，当汾阳小子变身文化名片和文青领袖，也就不能指望他有当年的创作冲动和严谨了。

唯一安慰的地方是审美的坚持，贾科长最大的魅力是他镜头里那个乡土和惊奇混杂、琐碎庸常和奇观迭出的中国底层社会，各种现代的表象和土得掉渣的内在混杂，杂交蘖生出各种无底线的奇葩审美和伦理奇观。

嘴叼自行车、大佬葬礼跳国标、马戏团里唱情歌。

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中国每一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喜剧、闹剧。

除此之外，这次贾科长的电影乏善可陈，我最多给6分。

贾樟柯在戛纳首映《江湖儿女》之后，在专访中聊到了与赵涛十多年来的合作，本片采用多种器材拍摄的原因，对音乐的选择，以及，对江湖的定义...1、《江湖儿女》的故事设定是从2001年开始的，一直讲到今天也就是18年的时间。

从2000年的《站台》开始您就一直与赵涛合作，从认识到开始一起拍电影，到形成今天这种很稳固的关系，她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有起到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创作过程中她占的比重有什么变化？

贾樟柯：我和赵涛是2000年的《站台》开始合作的。

《站台》讲的是县城文工团的故事，因为我决定采用方言来表演，在挑选女演员的时候就有几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会跳舞，因为电影里有舞蹈的场面，然后是需要会讲山西方言。

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就扩大到会讲山西、陕西和内蒙方言，因为这几个方言语调有点像。

但还是没找到。

最后就扩大到北方的方言，还是找不到，我都有点儿绝望了。

然后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赵涛那个时候刚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在山西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我去她班上挑学生的时候（认识的）。

那个时候她也刚毕业很年轻，觉得非常合适，就合作了（《站台）。

我觉得我跟她的合作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她刚刚开始电影表演时，是凭直觉在表演，电影里的角色也跟她比较贴近，我们是这样拍摄了《站台》和《任逍遥》的，一直到《世界》。

《世界》的剧本就跟她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是她给我讲的那短暂的一年在深圳世界之窗实习的经历，让我萌发了写这个剧本的念头。

当然写完剧本我觉得她来演也是最合适的。

我们去拍的时候，找了很多演员也是她以前的同事，她们还在那里跳舞，那种感受特别有意思。

《三峡好人》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到这部电影时，里面的人物跟她本人反差就比较大。

首先这个人物的年龄是要高于她本人的，是一个已经结婚、需要处理婚姻问题的女性，她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年龄差距也大，我们在造型上就要帮她做老妆，把一个小姑娘化妆成中年女性。

那个时候还挺痛苦，因为做完妆容之后大家都不满意，她就笑，说“你们应该拔我的眉毛”，因为在山西那个年代流行把眉毛拔掉之后画一道，有点发红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妆，她说眉毛拔掉之后画成那样，感觉年龄一下子就上去了。

她在造型上提供了很多想法，也牺牲了很多。

做完这个造型果然感觉老了至少五岁。

妆容还算是容易做到的，真正去演这个角色时，进入到这样一个已婚并且即将离婚的这样一个女性的状态里，对她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那个片子她完成得很好，但是也有遗憾。

在《三峡好人》结束后，我们基本就没怎么合作了，因为我去拍了纪录片《无用》，还有《海上传奇》，那里面她基本上也没有表演了，是一个串联的人物。

我那一段时间拍片速度也比较慢，直到2013年才拍了《天注定》，所以这段时间她就去拍了别的导演的作品，拍了英国导演（艾萨克朱利安）的《万层浪》，去了威尼斯，然后又拍了意大利导演的《我是丽》，我觉得她的进步在《我是丽》之后特别大。

我也不知道拍摄（《我是丽》）期间发生了什么。

因为她是跳舞出身嘛，所以念台词没有经过训练，以前台词是有点弱。

《我是丽》拍完后第二年她就获得了意大利金像奖的最佳女演员，那个奖在电影节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意大利大卫奖，也是意大利奥斯卡，我非常惊讶，还有点小不舒服，怎么没在我的电影里面得奖（笑）。

当时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就拿了影后，直到《天注定》的时候我才明白了。

那时候她已经拥有了自己非常完整的表演体系和表演方法，对我也有很多启发。

比如从那部电影开始，她跟我讨论剧本的时候都会跟我探讨每一场戏发生的时间点。

我们写剧本的时候通常就是写“日景”，“夜景”，她就问，这个“日景”是早上，中午还是傍晚？

是饭前还是饭后？

我问这个重要吗？

反正就是白天嘛。

她说很重要。

如果是午饭后，那时候人的身体是一个状态，午饭前早上八九点又是一个状态，和十一点半的状态又不同。

她分得很细。

就这样一直到了这部《江湖儿女》，她这次案头工作做得比较多。

作为男性，我对这种“江湖”还是有所了解和耳闻，有些朋友的身份也是介于（江湖和普通社会）之间。

但她本人是完全没有“江湖”经验，完全没有接触过。

但这也很难去接触，尤其是“江湖”里面的女性。

所以她做了很多阅读，读了很多报道、采访、案例，来总结。

她说，通过这些阅读要理解一种“江湖逻辑”，即江湖上的人是怎么想的。

但读完之后她又会把资料放在一边，因为除了江湖逻辑，她觉得更重要的是女性的逻辑。

她说通过阅读，江湖的逻辑我感受到了也知道了，现在应该再回到女性的逻辑里。

2、整部电影里哪一场戏是最难处理的?贾樟柯：最难处理的是小旅馆那场戏，它也是最重要的一场。

重逢是很难拍的，在很多年没见的情况下，两个人见面会说什么？

怎么表达？

对表演的要求非常高。

表演讲究的是“承上启下”，但两个人五年没见面，这里的承上其实承的是一段空白，对我和演员的挑战都很大，但我觉得他们俩演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场戏的空间很难处理。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场台词的密度比较大，掐表计时发现这一场已经快到十分钟了。

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扁平的旅馆房间里，如何调度演员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省事儿的拍法也有，放个固定机位，两个人坐着说，就结束了。

我以前的电影也用过这样的方法，自然也有它的魅力。

但是这场戏十分地暗流涌动，我就想如何用摄影机的运动配合演员的走动把这种暗流拍出来，这对调度的考验非常大。

两个演员也有一些动作包括跳火盆，如果采用分剪的方法我又不太喜欢，所以全部需要在一个长镜头里完成。

那一场戏两个演员的表现非常精彩，当然也有摄影师、灯光师等所有部门的配合。

从监狱到新疆徐峥戏份结束段落全部都是用胶片拍的，我们在彩排这场戏的时候也减掉了一些台词，最后完成是七分钟。

一本完整的胶片是十分钟，等于拍一条就得用一本胶片。

这时摄影师突然发现胶片带得不多。

这场戏是在奉节拍的，驻地在巫山，两地之间高速要开一个多小时，于是马上派摄影助理开车去取胶片。

但是车还没回来，我们就已经拍完了，因为一共只拍了两条。

第一条没法用，因为赵涛和廖凡两人情绪互相感染，演得热泪盈眶，现场感觉是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能用，不能哭，需要克制自己的感情。

于是又拍了第二条，效果非常好于是就结束了拍摄。

彩排差不多是一下午，就一直摄影机跟着调度那种，但真正拍是两条就过了。

3、巧巧进入江湖是一种宿命，还是被外界影响的？

贾樟柯：不是宿命吧。

普通的社会里有很多人，有些人成为了江湖的一分子，有的人没有。

电影的中心人物巧巧和斌哥就像阴阳的两面，互相成就也互相毁灭，特别是情感上两人都经历过毁灭。

如果了解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就会更明白，故事一开始是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人下岗、失业，是这样背景下的一个故事。

所以也能够理解，他们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

过去的江湖也存在于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的的情况下。

4、对音乐使用的想法，这些歌曲（比如《潇洒走一回》和《Y.M.C.A.》）都是自己选择的吗？

贾樟柯：《潇洒走一回》不是我选的，是拍到的。

因为我们拍摄地每天有演出，有一天他们突然那样唱歌，我就马上拍了下来，是拍下来之后赶紧去买的版权，顺序刚好反过来。

这首歌的氛围跟这个年代、这群人都特别契合，“红尘滚滚、潇洒走一回”嘛。

而《Y.M.C.A.》是因为首先有了电影发生的空间，在写剧本的时候，写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活动，其实就是在卡拉OK、迪士科舞厅里，没有别的去的地方。

很多人谈事情也都在卡拉OK和迪士科里面。

当时迪士科大家最喜欢的只有两首歌，《Go West》和《Y.M.C.A.》，既然《山河故人》用了《Go West》，那这部就用《Y.M.C.A.》吧（笑）。

所以说不是我挑了这首歌，是因为这个空间的存在，这个空间里需要有音乐，才用了这首歌。

当然那个年代我也拍了很多纪录片，那段剧情一下子转换到街头的舞蹈，特别打动我，因为那个时代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大家很有生命力，街上跳舞的女人很感染我，于是我把它延伸出来到了一个纪录段落。

自己主动选择的只有一首歌，就是叶倩文的《浅醉一生》。

江湖里的人争强好胜，都特别有魅力，我记得小时候见过的江湖里的人物，都特别帅，是特别浪漫的人，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很有人格魅力，这样大家才追随他，才逐渐变成“大哥”。

那个年代正好是录像厅时代，很多江湖规矩、礼仪、忠和义的道理，都是看吴宇森电影学来的。

录像厅是我特别想拍的一个场景，斌哥看录像，不过拍摄时选择的是《英雄好汉》，黄泰来导演的，我剪辑了一下，用了叶倩文的歌。

因为我觉得叶倩文的歌就代表着录像厅时代，代表着我的记忆，歌一响起来我就想起那个年代，和那时人的状态，浓情蜜意。

歌和电影的主题很贴合，叶倩文的歌声本身就有种情义。

后来电影里还用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因为我有时候会突然看到这种我很喜欢的场景（一场街头演出），我会把它安排在剧情里，那场演出是我2006年拍到的。

2006年拍《三峡好人》的时候我看见这场演出，马上就把赵涛放进去，在那个人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就一起拍了下来。

所以也是因为拍到了，才用了这首歌。

5、您以前一直跟摄影指导余力为合作，这次换成了法国的摄影指导Eric，请问合作情况如何以及对自己风格的影响？

贾樟柯：Eric是我和余力为一起挑选的。

余力为自己也当电影导演，他和我一起拍片这么多年，导致自己拍片量特别小。

我准备拍《江湖儿女》的时候，他也正在筹备自己的《悖论13》，工作比较紧张，而《江湖儿女》的制作周期又很长，半年之内拍摄了四个月，跨越了几个季节，走了七百公里，耗时长。

我就想那这次只能换个摄影师了，我俩就一起商量找谁来拍。

Eric 跟王家卫一起拍过广告，也跟阿萨亚斯一起合作过，跟华语导演拍故事片这次是第一次。

我跟他认识是有一年阿萨亚斯带着《清洁》来北京，那时就通过阿萨亚斯认识了。

他还跟塞勒斯合作了《摩托日记》等电影，我和余力为都特别喜欢，就决定邀请他来做摄影指导。

他对我的支持，我觉得和余力为对我的支持是一样的。

这次我特别想用多种摄影器材来拍摄，因为我拍电影这十几年用过各种不同的设备，就和他商量说，这次能不能就像十几年的拍摄经历一样，采用不同的器材，他也非常支持这个想法。

我们用了最简单的、像素很低的DV，最开头有一些以前的DV素材，和新拍的连在一起。

然后还用了digital betacam，用了胶片，从监狱到徐峥的戏份都是胶片拍的。

然后还用了高清和标清等各种不同的设备。

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安排好了器材的总谱，包括像素的变化，DV的低像素到2k、4k、6k，全都做好了编排。

一开始我还找了个翻译，因为以为现场沟通可能会比较多，但后来都不怎么需要了，因为用最简单的英文我们就能交流，视觉和电影语言大家都互相理解、高度一致，所以很好沟通。

6、江湖这个词在字幕中没有翻译，保持了拼音。

所以“江湖”到底如何定义呢？

贾樟柯：江湖确实翻译不出来，太复杂了，它有双重含义。

一部分是传统的含义，以前因为战乱、饥荒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底层人民组织在一起，自己有自己的信仰和规矩，用各种方法，包括暴力，来维持心目中的正义，解决问题。

中国文化中江湖是很重要的，也为人津津乐道，人们会用江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比如水浒传和各种武侠小说都是这样。

后来江湖还有更广泛的含义，指那些存在于秩序和主流之外的人，比如江湖郎中，是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的。

这些人是不安定的，游走的，比如货郎也被称为江湖人物。

那些没有家的、漂泊的人，都适用这个更广泛的江湖定义。

*感谢@MovieMonster共同采访首发于：http://emilyliangfilms.com/blog/WX: 米粒电影院

看《江湖儿女》出于偶然。

偶然在我回家途中的高铁站里，偶然买了本杂志，偶然在杂志上读到一篇贾樟柯的文章，看到他聊故乡与人情。

偶然地，我被文章打动了。

就像一个陌生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他说到现在的生活，离开北京，回到山西老家，算不上隐居，因为工作的关系也会飞来飞去。

但他把工作和生活定在老家，那个原来让他感到有关系负担的小县城，如今却给他带来了一种稀缺情感：亲戚和人情。

城市好吗？

很好，有朋友，有同事，有好多便利，但唯独一样没有：亲戚。

于是生活中就少了点味道，过往人们用人情走动的关系，在城里变成了“经济关系”，人与人也就产生了距离。

也许正是触景生情，在回家的高铁上我读到这样一段话，心里一阵酸楚。

我并不了解纸上这位赫赫有名的导演，没有看过他的几部影片，对他的新闻也知之甚少。

但我知道，他是和我一样，在工作的城市与生活的县城之间不停切换状态的人。

我们每回一次家，每再回到一次工作的城市，时空的转移都会给我们带来变化，切换之中、奔波之中、相对的安定之中，随随便便拎出一个细节比较，我们都能感到心弦轻轻一震。

有时，甚至是剧烈的震动。

而我难以描述那种震动，常常在连接两地的高铁上独自消化品味。

正如贾樟柯所说，他已不再飞去北京，而是坐很久时间的汽车，一路看过去。

这种微妙的共鸣，我想只有经常如此的人才会了解。

看同一种风景，却一次又一次洗刷自己的人生记忆往前奔去。

那么，他会像纸上描述的那样，把它变成一部好电影吗？

他会像一个陌生作者打动我那样，再次打动一个普通观众吗？

于是我走进了电影院。

在第一次接触贾樟柯的电影时，首先你会被他纪实型的拍摄手法惊讶。

完全不像一部我们能理解的“电影”——美的画面、美的演员、美的布景、美的音乐……这里统统是反的。

看起来他似乎不会去修饰任何东西，真实的破败不堪的小城，粗糙的广告字体，不成气候的霓虹灯，布满灰尘的大众桑塔纳2000，还有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在舞厅里听着老气俗套的迪斯科音乐，扭动着身体。

当赵涛出现的时候，你会惊讶怎么有这样一个女演员能特别像你在县城里看到的那种女人。

她们穿颜色俗艳的衣服，质感很差的雪纺，能看到不合身的内衣把赘肉勒出印子来，而她们还踩着闪亮闪亮的金色或银色高跟凉鞋，步步生风的走在灰尘扬起的路上，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们的。

赵涛就这样出现了，顶着某个年代流行的离子烫发型，齐齐的刘海，风尘仆仆的走上公共汽车。

而汽车上都是一样面孔的人，懒懒的、没有表情的、灰头土脸的，完全谈不上体面，只求凑得到一点空间哪怕挤一点也没关系。

而赵涛充满生机的面孔、走在流行轨道上的发型、鲜艳的衣服就那样轻易跳出来，成为了电影里的焦点。

首先你会惊讶这样的赤裸裸。

真实得就是你在现实里看到的中国小县城，不管是二十年前你自己生长过的地方，还是现在你去一些偏远地区，你都能在这些影像里找到熟悉的细节，它们被完整的组合起来（或者说，完全不经修饰地展现出来），这时候，你会被真实震慑到——好像看到一个熟悉的人脱光了站在你面前，你知道他是你熟悉的那个人，但你无法面对他不穿衣服的样子。

对，贾樟柯的电影，就是如此。

当然，如果只是堆砌罗列荒芜的小县城细节并不能表现生活底子里的粗陋不堪。

必须有实打实的故事逻辑去贯穿，让你发现，这件事是合理的，但同时又是荒谬的，所以才觉得真实透顶了，没办法。

那个葬礼上跳国标舞的场景就是第一个让我感到“荒诞”的细节。

斌哥江湖上的老大死了，斌哥带了帮兄弟去吊唁，还带了老大生前刚刚迷恋上的国标舞舞者。

斌哥说，来，送哥最后一程。

舞者就脱掉风衣，露出赤裸裸又极为现代的白色紧身舞裙，女孩面无表情，却精干、专注、无动于衷得合情合理。

她和舞伴没有一丝怜悯，没有对支持他们生计的老板的死亡一点同情，他们只是像在任何一个场合表演舞蹈那样，把葬礼现场当成了舞池，认真跳上一曲，结束。

在这个画面里我感到了强烈的不适，但同时又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

真实的好像我过去参加过的乡村葬礼，葬礼上总有演员热烈欢快的唱起流行歌曲，看似声势浩大，实则不带一丝情义。

而《江湖儿女》里的这一段还多了一重、两重对比。

是舞者的城市感、现代性与葬礼现场粗鄙不堪的江湖兄弟们的对比，是他们不带一丝感情的职业感与斌哥带领的一帮人忠肝义胆明明都是生计却更像家庭情义的对比。

在这个“生计”里，仅有舞者的专业是不够的，还要有义。

义是斌哥带兄弟们喝的“五湖四海”，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决心。

义是兄弟们争执时斌哥用一尊关公像就可以摆平的信念之刀。

义是斌哥即使被路上的小兄弟狠打了一场他也能理解不计过错。

义是巧巧在斌哥危难时拔出的那把枪。

这些微妙的逻辑贯穿在故事里，会形成一个系统。

所谓“江湖”，你发现它并不是指破败不堪的县城、矿区这些由街道、建筑、山林构成的实体空间，而是一个有自身运行逻辑的虚拟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有秩序，有规则，有冲突矛盾，有和平繁荣，虽然它们非常粗糙，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们在90年代古惑仔港片里看到的华丽黑色，打架没有花拳绣腿，就是撸起一根棍子就打了，大人物进出也不是什么体面之地，不过是闪亮着霓虹灯播放着流行歌曲的嘈杂迪斯科厅，连麻将馆也都是乌烟瘴气脏脏的，但这不妨碍主角斌哥的体面、尊严。

他哪怕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你都能感到秩序。

这是真实的。

从巧巧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江湖——不如说“底层江湖”——但也是有钱的、有权力的、有名气的。

它会吸引各种各样的人想要进入这个领域，比如那位带着妹妹出现的潮汕商人，向斌哥“进贡”一箱钱（甚至妹妹）以获得入场资格。

如果我们观众之中曾有人在县城真实的生活过，我想并不难找到这样相似的细节。

“江湖”是什么？

是港片里走私贩毒的码头吗？

是豪华的赌场夜总会谈判现场吗？

并不是，在这里，就是一个麻将馆和桌上的那些人。

故事的转折到了巧巧拔枪之后，她戴罪入狱五年后出来，进入了第二个江湖。

这个江湖是广阔的，不再是麻将馆和那几个人的小现场，是要坐几晚的江轮去的三峡小城，是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县城。

那里有从船上开始就偷你钱包的女小偷，有到了那里不愿接你电话怕被打扰的熟人，有路上想莫名占你便宜的司机，有同样为了生计出来带着狮子老虎唱歌的小伙。

这里的江湖很广阔，摸不着边，看到的都是人，也都不是自己熟悉的人。

巧巧去见斌哥，为了求证自己生活里认定的信念是否还在，是否能依然靠那个信念继续活下去，正如伴她度过狱中五年那样坚定的信念——是爱。

而斌哥给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谢谢你救我的左手”，“错了，我拔枪的是右手”。

巧巧发现，信念崩塌，情已不再。

斌哥想用“义”来解释二人关系，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感谢你。

就像那些救我的兄弟一样，我这样感谢你。

而巧巧不需要，巧巧要的是“情”——我救你不是出于“义”，不是你的兄弟，我是爱你才救你。

这在外人看来有差别吗？

不都是有感情吗？

差别是微妙的，恰恰又是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

做你的爱人，还是做你的兄弟。

如果做兄弟，我不接受，我宁愿自己去闯荡江湖。

巧巧是这样的坚决上了路，带着她过去在江湖里学到的生存法则，开始一路闯关。

蹭别人的酒席喂饱自己肚子，抓住偷钱包的女小偷把打她一番，抢了想占自己便宜的黑车司机的摩托，还有到最荒诞的一幕，在酒楼里静候某个猎物出现，讹钱。

张译的这场戏真是神来之笔。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情况在一个时空里相遇，巧巧想要钱，张译演的成功青年想要保住名。

只用一句话“我妹妹为你流产了”就当成江湖上谈判的筹码，放到这张桌子上，公平交易。

好，我得到钱，你保住名。

至于那个流产的女人怎样，不存在，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段戏是好笑的、荒唐的、讽刺的，可又是让人感到可怕的、不安的、黑不见底的。

为什么一个女骗子堂而皇之的骗到钱你没有为她感到耻辱还为她感到高兴？

为什么一个为了保住名的成功人士在付钱解决问题以后你会为他感到释放解脱？

我们甚至不会去追究酒楼在座的还有多少人有那样深不可测的往事，表面上显得风光，实际上若深究起来，人人都经不起推敲。

包括巧巧眼中的斌哥。

正是这样的“破罐子破摔”让巧巧忽然理解了更广阔的江湖。

那里的江湖是不讲情的，甚至不讲义，只讲利。

好比曾经来求斌哥的潮汕商人，出人头地后不过一句话打发了她，“我们这里已经企业化了”。

——这和斌哥的恩断义绝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巧巧想原来江湖的规则变了，不再需要义字顶天，我只要这样一路去走就好。

喂饱自己，穿暖自己，走到不想走了就掉头，天地广阔，只凭个“利”字，反而容易些。

影片没有交代巧巧是如何发迹的，但从她去新疆的火车上出来那一刻我们可能就能感到，她又要变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更无所畏惧。

许多年以后斌哥带着一双残疾的腿回到山西。

城市已变了模样，飞驰而过的高铁、阡陌纵横的交通、已经发达光鲜的甲乙丙丁……而斌哥的尊严早就去而不返。

巧巧带着她的光鲜出现，一如影片开始那个顶着离子烫穿着桃红色雪纺衫的女人，她穿着华丽，只不过去掉了纯真。

她心平气和的把斌哥带回原来的“江湖”，为他安置好一切，帮助他康复。

而“江湖”早就换了领头人——巧巧。

这个江湖是斌哥熟悉的，也是相当陌生的。

麻将馆还是那个麻将馆，人也还是那些人，但情义早不是以前的情义。

正如巧巧在遇到潮汕商人说的“企业化”让她崩塌后，斌哥也同样遇到了跳上梁的小丑，那些挑战他自尊的过去的“兄弟”。

是的，情谊不在，唯独能指望巧巧。

斌哥指望她用爱安抚，而巧巧挣脱了开车的右手——那个拔枪的右手，让斌哥忽然感到，“爱”也不在了，这是“义”，让他毫无尊严的“义”。

斌哥的出走毫不意外。

挑战女人的是爱情，挑战男人的是尊严。

女人没有了爱可以了无牵挂，男人没有了尊严便会隐遁流离。

空荡荡的麻将馆最后只剩下那些质疑人情的摄像头，充满猜忌的监控，不复往日抓不到摸不着的人情牵连的关系网，只剩下干干净净的、可以看见、可以回放、可以删除的关系。

这样的“江湖”，有何意义？

对一个没有看过贾樟柯几部电影的普通观众而言，我没有资格去评判这部电影是超越了他的过去，还是致敬了自己。

仅就《江湖儿女》观感而言，我感受最强烈的是三个部分：荒诞的真实、微妙的人情、荒芜的时间流逝。

贾樟柯无疑是敏感的，敏感到能捕捉空气中的微尘。

拔枪的是左手还是右手有什么分别？

分别既在毫厘，又在千里。

而荒诞和真实之间也是如此。

荒诞既是合理的又是真实的，那我们身处其中，还能有什么办法？

影片中一处无关紧要的场景让人觉得动容又无可奈何。

是巧巧去看的狮虎演唱表演。

它夹杂了多少情绪，赤膊的小伙唱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而强壮的狮子老虎却被关在笼中，情人已恩断义绝，路人却献上一朵玫瑰。

巧巧坐在那芸芸众生中观看这场荒诞的表演，却无法不被打动、泪流满面，这一场空间里包含的真实、讽刺、情深义重，都被残酷的包扎在一起，让人无处释放。

至于贾樟柯，他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在《江湖儿女》中延续了他对故乡与人情的思考，我想答案是明确的。

斌哥所处的江湖，斌哥与巧巧重逢所处的江湖，二十年后巧巧所处的江湖，每一个江湖都是时间流转的见证、城乡变迁的戳印。

在这段时空里，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可以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变，认定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推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可以完全被另一种东西代替，它们甚至快过巧巧坐上的乡村大巴和斌哥回乡的高铁的巨变，快过县城和城市建设的巨变。

人心的巨变，只在弹指一挥间。

而人生已如江水流逝。

在《江湖儿女》电影结束后，贾樟柯出来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有人问他是不是致敬过去的自己，有人问他赵涛戴的两个戒指有什么含义。

我想这都不是导演关心的，导演关心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回到老家，看到好多年前县城里的大哥已经老了，坐在门前吃面，他有点感伤。

这个场景，对我是熟悉的。

我没见过那位大哥，我的人生中也没有这样一位大哥，但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在故乡的哪条街道、哪个杂货店、哪个广场舞现场……总有那样一个人，忽然让你发现，时代变了，你也变了，他所拥有的已不再拥有，而你曾在意的也早已失去。

斌哥，不就是这样一位大哥吗？

故乡与城市的对立，过去与现在的对立，情义与利的对立。

在《江湖儿女》这部电影里，贾樟柯提出了很多复杂的问题。

如果说故乡、过去是指凝滞、恒定的某个时空，一些永远不会改变关系的人，如贾樟柯文中所说亲戚，如电影中的巧巧。

那么江湖便是城市、时代，是巨变、滚滚向前、无法预测的未来，是只能陪你走一小段路的人，是数不清的匆匆过客。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这样的世界，必须被变化裹挟。

而在这当中，你选择坚信什么？

你用什么去抵挡流变？

是像巧巧，斌哥，还是像那些他们遇到的人一样，选择情或义，还是利？

我想，答案很重要。

即使是一种无解的、绝望的、暴力的狂欢，也要活着土气又性感。

巧巧是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腿长、腰细、脸小，挎着包、蹬着高跟，飘零浮荡在山西大同的矿区。

她是当地的一个野模。

上身蝴蝶刺绣的肚兜吊带，套着红薄纱罩衫，下身搭配天蓝色白波浪的喇叭裤，在整个灰暗的矿区异常翩翩灵动。

2002年，贾樟柯拍[任逍遥]，赵涛饰演的巧巧就以这一形象现身电影中。

16年过去，从[任逍遥]到[江湖儿女]，依然是巧巧，依然是同样的这一身经典复古装扮。

©上[任逍遥]；下[江湖儿女]虽然电影的时间线是从世纪初到而今的十多年，但其实，对1970年生人的贾樟柯来说，他反复一直在拍的，是青春期的80年代。

80年代的流行金曲，80年代的舞厅迪斯科，80年代的喇叭裤，和80年代的江湖。

而肚兜吊带搭喇叭裤的装扮，土气又性感，能让导演多年来对这一造型念念不忘，源自于他的80年代情结。

[站台]开场不久，就是生活在山西汾阳的两个少年崔明亮和张军脱掉了旧裤子，换上了一条崭新的喇叭裤。

崔明亮的妈妈问张军：“军军，你从哪里弄回来两条喇叭裤的？

”张军语气不无透着骄傲地说道：“我姑姑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

你不知道，在大城市，这可时兴呢！

”崔明亮穿着喇叭裤出门去立马就被长辈批评了，“你穿的啥？

工人穿那能干活？

能蹲下？

”崔明亮悻悻地说：“你不懂，有沟，代沟。

”

©[站台]里崔明亮穿着喇叭裤80年代，喇叭裤的确是代表着“新新一代”与上一代决裂、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开始。

他们很多梳着飞机头，长风衣在身，搭配紧包臀部、裤腿宽大的喇叭裤，再架上一副蛤蟆镜。

肩扛着双卡收录机、脚踩着永久牌自行车，这些年轻人在街头招摇过市，而收录机里正放着邓丽君缠缠绵绵的歌曲。

这些身着嫣红色喇叭裤的青年男男女女们，已经成了当时小镇街头的一道风景线。

©80年代街头风景但在早前，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街头自然没有喇叭裤这种“奇装异服”，只有全民深灰色。

人们可供选择的颜色只有清一色的灰、黑、蓝，要么是中山装、要么是夹克，裤子呢，常常是肥大的劳动裤。

喇叭裤在国内的流行，起源于日本和港台文化。

1978年，栗原小卷主演的[望乡]和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成为最早一批在国内上映的日本电影，并且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

前者，栗原小卷在电影中扮演一个身穿喇叭裤的干练女记者，白色喇叭裤让她更显婀娜优雅，俘获了男孩女孩们的心。

©[望乡]中栗原小卷经典的白色喇叭裤而高仓健在[追捕]中，一席长风衣、喇叭裤，黑墨镜，正直大义的检察官形象，立马成为男青年们的模仿对象。

喇叭裤，成了男男女女的最爱。

从港台开始，到迅速登陆广州、福建一带的沿海城市，又随着沿海弄潮儿们的引领，冲击来到了内地各城市。

喇叭裤的飓风席卷了全国。

但彼时惊世骇俗的喇叭裤也很快受到了老一辈的抵制。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有一段情节是说，几个男女青年在北海公园里“茬琴”(斗琴)，却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扭送到了公安局。

结果，警察要几个人首先把穿的喇叭裤用剪刀剪坏，因为喇叭裤代表了“资产阶级流氓风气”。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穿喇叭裤的男女当时，北京甚至引发了一场抵制运动：学生凡是穿喇叭裤去学校，就会受到纪律处分；工厂工人不能穿喇叭裤进入工厂上班...《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导演叶京回忆道：当年我父亲看到我梳一大背头、穿条喇叭裤回家，他就是一巴掌过来。

不过，越是这样，喇叭裤也越成为那一代年轻人心中具有反叛意味的一个象征物。

喇叭裤在打压下，没有销声匿迹，反而风靡程度到人手一条。

©在街头轮滑的喇叭裤少男少女贾樟柯的[站台]里，张军后来去了广州，寄回来的明信片上写着“花花世界真好”。

喇叭裤，也就成了对改革初那“花花世界”的最质朴记忆。

所以，他后来拍世纪末、新世纪初的少年少女们，也让他们穿上了独属于80年代的喇叭裤。

喇叭裤是外来时尚，它曾是西方“猫王”们和嬉皮士的偏爱，也是迪斯科、霹雳舞的代名词。

1977年，约翰·特拉沃尔塔主演的一部[周末夜狂热]几乎一夜之间红遍整个欧美世界。

也让迪斯科这种原本的亚文化开始进入到主流世界。

©[周末夜狂热]中男主穿着喇叭裤跳迪斯我们的80年代，张蔷在一首迪斯科中唱“浪漫的80年代，自由的80年代，青春的80年代”。

那也是年轻人们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在迪厅跳迪斯科的80年代。

贾樟柯对这一年少记忆自然不陌生。

[任逍遥]和[江湖儿女]中，都有一段巧巧穿着蓝白条纹的喇叭裤去迪厅跳舞的情节。

但贾樟柯给她的上衣搭配，却是蝴蝶刺绣的肚兜吊带，外加红薄纱罩衫。

©[江湖儿女]中在迪厅喇叭裤是外来物，但肚兜衫却是东方乡土情结。

作为古时内衣功用的肚兜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尤其在陕西关中一带和山西等地，是民俗大物。

这些地方，不论是庄稼汉，还是女人们或是娃娃们，一年四季祖祖辈辈都离不开兜肚肚。

小孩出生，要准备红布肚兜；端午节时，舅舅要给小外甥送肚兜；未过门的媳妇也要给未来的丈夫做肚兜。

它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物，对山西人来说，它还承载了先民们祈愿安康的美好心愿。

小小的肚兜，却是重要的护身物。

另一面，肚兜与女性身体的指向意味又不言自明。

©[白鹿原]里的田小娥穿着肚兜一隅丝绸，几根系带，却是很多北方男性梦境里、幻想里最古典完美的女性形象代名词。

不论这种崇拜与想象，是来自于女性长辈，还是乡土文学，肚兜所代表的女性温婉柔顺、含蓄曼妙的一面已经难以打破。

当[白鹿原]里的田小娥穿着肚兜游走在男人们的床笫间，它是无言的魅惑与性感，也是男人们心中接近完美的女神。

来自西方、代表着流行与时尚的喇叭裤，和根植东方、代表着古典守旧的肚兜衫。

巧巧这一身的搭配，不仅意涵80年代，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贾樟柯所有电影的一个绝妙总结。

他镜头下的80年代，一边是轰隆隆向前推进的时代崭新巨变，另一边是仍歌颂着淳朴江湖道义的天性使然。

既新亦旧，既向前流进又守着笨拙的土气。

[任逍遥]和[江湖儿女]中的大同，[站台]中的汾阳，相同的矿业晚期城市，透着衰败和落寞。

但人人又沉湎在欢歌蹦迪的盛世。

©[任逍遥]中的大同八、九十年代，山西各煤矿大县依靠煤产业高速发展起来，用[江湖儿女]中的一句台词就是：都公司化了。

古老的人的江湖，碰撞在狂速躁动的商业文化里，有人在时代洪流里赚得盆满钵盈，有人愈发走向城市边缘。

到世纪初时，关于大同这座城市，已经有了某种寂寥的传说：传说大同的所有煤矿已经采光了，人人下岗，正赶上西部开发，可能要把所有矿工迁去新疆采石油。

贾樟柯把这段传言也搬进了[江湖儿女]里。

©[江湖儿女]中的迪厅但这样的灰色城市，人人却在拼命地快乐，KTV、迪厅、餐馆夜夜笙歌，在暗夜中弥漫的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氛围。

即使是一种无解的、绝望的、暴力的狂欢，也要活着土气又性感。

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服饰范畴，透着乡土气的这一身喇叭裤搭肚兜衫，可能也是贾樟柯这一代人的一个印记。

-作者/卷卷毛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导语：赵涛有着与变革中的城镇完全匹配的气质，俗艳或清丽，像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大工地”里的每一个人，带着飞奔的渴望，又难逃尘土的重力；贾樟柯则站在镜头背后，用普通人的情感纠葛，呈现变革时代的社会情绪，为我们点明生活的真相。

文/苏画天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在戛纳揭开了面纱。

这也是贾樟柯第五部入选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影片。

首映后，片子一如既往，收获赞誉，但与以往不同，主演赵涛在这部影片中的表现，成为更大的惊喜。

据他本人描述，这是一个“狂暴的爱情故事”。

但故事与爱情，都早有缘由。

女主人公的名字和2002年《任逍遥》里的巧巧一样，三峡和寻夫的剧情呼应了2006年的《三峡好人》，三段式的时间跨度，让人想起2015年的《山河故人》。

“科长宇宙”已经形成。

这三部作品，是理解《江湖儿女》的精神入口。

赵涛，这位曾经的舞蹈教师，则是“科长宇宙”里的恒星。

从《站台》到《江湖儿女》，18年过去了，她成了贾樟柯的药方必备。

有人说，贾樟柯成就了她，让她从舞蹈老师走上了职业演员的道路；也有人说，贾遮盖了她，他的群像叙事和影像风格，无法使舞台灯光聚焦在她一人身上。

但无论如何，赵涛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定义了贾樟柯的影像江湖。

▵电影《站台》剧照她是《任逍遥》里寻找自由的野模巧巧，是《三峡好人》中千里寻夫的沈红，是《山河故人》里独自等待的涛。

她有着与变革中的中国城镇完全匹配的气质。

《任逍遥》里，她用手撑着披巾，遮挡日晒，经过准备拆除的平房、建设中的工地；《三峡好人》里，她经过正在拆除的楼房，和巨大而陈旧的工厂机器，神情黯淡，不停喝水；《山河故人》里，她跳迪斯科，在两位爱慕者间游走，在空旷的河边放烟花。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让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夹杂着机遇、渴望和荒诞的大工地。

变革中普通人的困顿与选择，成为贾樟柯电影不变的主题。

《任逍遥》里，曾经的小武决定进军“金融界”，给他的小兄弟放高利贷；《三峡好人》中，劳工韩三明被连抓带拽地摁在低级魔术的表演现场，对方称收费是保护“知识版权”；电视机里，是关于爆炸案与抢劫案的新闻播报……人心不断裂变，人际关系重新洗牌，价值秩序由此散落。

但在贾氏电影中，这些裂变并非直接呈现，而是通过感情折射出来的。

爱情，成为人们在秩序分崩离析时试图建立联结的方式，但婚姻和家庭，也无法给出理想的答案。

这也是赵涛能够始终成为贾氏电影女主角的原因。

她是一个没有明星相的普通人，她可以是任何人，甚至一粒尘土。

她不会使电影变成她，而只是成为电影中的一束光，始终在情变、游离和欺骗中寻找，她在寻找恋人和丈夫，也在寻找自己。

在电影《任逍遥》中赵涛饰演野模巧巧她想找到一个出口。

《任逍遥》里，她将头发染成蓝色，试图隐藏自己，她在房间的镜子上画蝴蝶，并将庄子《逍遥游》的意思解释为“想做甚就做甚”；《三峡好人》里，她离开山西，游走在长江岸边，寻找两年未归家的丈夫。

在一座正在坍圮的现实城池里，这位从事护理工作的中年女性试图缝合已经崩塌的婚姻生活。

她去坐船，路过一个唱情歌的少年，他唱《老鼠爱大米》，流行歌曲里的甜蜜爱情与她无关。

她去朋友的家里，看到房间里成排的手表，时间改变了所有人，但有一些人选择停在原地。

另一些时候，他们被政策改变，一些物品留在了原处。

她选择拒绝。

《任逍遥》里，她想要逃离混混头目乔三的掌控，去跟那个小季在一起。

在化妆车，她准备冲出车门，但被乔三拦了回去，她再次起身，如此再三。

《三峡好人》里，她和丈夫在河边走着，几对青年在塔桥上跳舞。

丈夫让她靠过来，两人生硬地做出跳舞的姿势，她却很快地意识到这种关系的虚假，决心离婚。

《三峡好人》里，她和丈夫在河边走着，几对青年在塔桥上跳舞。

丈夫让她靠过来，两人生硬地做出跳舞的姿势现实生活中，赵涛也始终在寻找。

据说，她一度由于自己的表演方式不被认可而烦闷，但贾樟柯又反对她去进修专业的表演技术。

下定决心从舞蹈学校转型作职业演员后，这种追寻仍在持续，即便因主演《我是丽》获得2012年意大利阿斯蒂电影节、意大利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后。

贾樟柯，赵涛在真实世界里的丈夫，曾经的汾阳小子，审视家乡土地的时候，同时带着深情和戏谑。

在他的电影里，世界就是汾阳，汾阳就是世界。

串联二者的是那些人物的想象与欲望。

对于他来说，赵涛既是主角，又只是一个意象。

他让赵涛在汾阳的城镇工地里生长，将她放置在即将淹没的奉节地区，让她的情感与那个混沌的江湖相互撕扯。

《任逍遥》里混混头目乔三无意中掉出来的枪，《三峡好人》里丈夫郭斌的那些年轻手下，包括模仿周润发的那个“小马哥”，都在暗示着一个江湖世界。

这个世界或许存在道义，但也同样伪善，有时还跟国家意志搅在一起。

▵电影《三峡好人》剧照贾樟柯要呈现这个暧昧的江湖。

他偶尔坏笑一下，又或者眉头紧皱，寻找着契机。

在导演《三峡好人》的过程中，他觉得赵涛的情感没有达到表演需要的低沉，便假装恶人，在拍摄中责骂她，疏离她，以便使她在情绪上更痛苦一点。

他还故意使她与那些情感之外的事物擦肩而过，以北产生意义。

《三峡好人》里，废弃已久的工厂，一个失去了右肩的男人和扶着自行车的女人站在那里，如同静物，身上的衣服都淹没在了工厂的颜色里。

夜晚，她站在跳舞的人群旁边，两个官员模样的男人进入到镜头里，聊着两亿四千万的大桥工程；游船上，开着的电视机里，播放着关于三峡工程与四代领导人的宣传片，国家意志的宏大声音变成了背景，刚刚决定离婚的她静静坐着，喝水瓶里的水，眼神里都是心事。

对于贾樟柯来说，赵涛代表情爱，而他负责将情爱引向更深远的意义。

比如，《山河故人》里，张译扮演的煤矿商人张晋生决心要报复梁子，涛在他的后备箱中发现了炸药。

张晋生被劝阻住了，他将炸药放到正在解冻的冰层中，涛引爆了它。

▵电影《山河故人》剧照冲动复仇的情节或许有些生硬，但引爆炸药的设计却极具创造力：封冻的冰层炸裂，山河也剧烈振动。

不久之前，他们三人还站在河边，一起看白日里的烟火在低空中绽放。

冰层被炸开时，她的身体颤动了一下。

类似的场景还出现在《三峡好人》里。

她到了丈夫工作所在的拆迁办，给一个头部受伤的年轻人包扎伤口，旁边墙上的电路突然出现故障，发出火星，她的身体缩了一下，像是一个敏锐的动物。

贾樟柯在他的第二本电影手记《贾想II》中写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

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者是我的天命。

”他的所拍摄的角色，从山西小城出发，到达长江流域、内蒙和新疆，上海和北京，甚至去了澳大利亚。

贾樟柯因此超越了汾阳的地域限制，他的影像世界成为了内陆中国的缩影。

然而，在变动的社会图景中，电影中的人，最终又都成为追寻故人、只能遥望山河剧变的人，他们既表现出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失意和困惑，同时还表现出超越这些变化的一些坚守，一种扎根于朴实生活的肯定。

▵电影《小武》剧照除了一再出现的八十年代港台老歌外，这种不变，很难说不是通过赵涛完成的。

她往往从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上一跃而下，回归到沉静而现实的生活中。

正如《山河故人》中，一场雪如期而至，GoWest的歌声再次响起，她跳起熟悉的舞蹈，时间仿佛什么也没有改变，而她也成了山河的一部分。

但在《江湖儿女》中，她完成了自我超越。

当男性主导的江湖道义崩塌，女性是该寻找新的价值归属，还是成为承担全部责任的那个人？

赵涛选择了后者。

她从之前的贾氏电影中复活，重新自我生长成一个全新的、勇敢的、忠实的人。

从前，她似乎永远是在寻找一个家园，如今，她自己成为自己的家园。

英国BBC在5月12日刊发的影评文章，认为赵涛“奇迹般地回应了来自于表演的挑战，以十分微妙的方式，使得巧巧这个角色，在历经岁月的疲惫中，亦呈现了在岁月磨砺后的愈发坚韧”。

▵电影《江湖儿女》剧照从《站台》算起，18年转瞬即逝，贾樟柯所呈现的群像世界里，赵涛曾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带着飞奔的渴望，又难逃尘土的重力。

然而经历了漫长的生长之后，她终于绽放出浓烈的色彩，对于她和贾樟柯，这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本文已发表于火星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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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可能是最喜欢“致敬”自己的导演，没有之一。

早年贾樟柯以“贾科长”之名被盗版碟贩热情安利，于是在《任逍遥》里，科长让王宏伟饰演的小武从主人公斌斌手里买盗版碟：“《小武》有吗？

”“没有”“《站台》有吗？

”“没有”……科长的亲表弟韩三明最早出现在《站台》里，是一个失意的矿工，似乎在寻找一个女人；《世界》里也有他。

到了《三峡好人》时，三明晋级成男一号，故事讲的就是他去奉节找妻子的经历。

今天贾樟柯新片《江湖儿女》上映，男主角也叫斌斌，女主角又叫巧巧，巧巧她爹是一名矿工，巧巧要去奉节找斌斌……老贾的世界是个圆啊。

一样的角色，重复的演员，反复使用的场景服装道具，永远的家乡情结和变迁主题……贾樟柯拍了整20年电影，原来拍的一直是同一部作品。

等等，这个套路似乎眼熟——咦，这不是漫威和皮克斯的绝活儿嘛？

把所有作品都暗戳戳串联到一起，每个角落细节都有可能是彩蛋，漫威有漫威宇宙了，贾樟柯的作品也有一个贾氏宇宙了啊。

《江湖儿女》的故事从2001年讲到2018年，完美覆盖了前作的大多数背景时间。

因此，《江湖儿女》就像一部贾樟柯的“复仇者联盟”，是继往开来的分水岭，是彩蛋的集大成之作。

看完电影，你找到这些彩蛋了吗？

巧巧&斌斌巧巧和斌斌这对有点油腻的中年人名字，来自《任逍遥》里的赵涛和赵维威。

你大姐依然是你大姐，可你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你大哥了——《任逍遥》里的斌斌有个要去北京念国际商务的女友，斌斌自知赶不上人家，日益颓废消沉；而《江湖儿女》里的斌哥出事之后不但让女人背锅，还甩开人家找了个大学生的妹妹，奋发创业去了，真是很“上进”了。

两个巧巧年轻时都留着红极一时的波波头，事实证明，留这样发型的女人都是不好惹的。

《任逍遥》里，留着波波头的巧巧在迪厅尬舞

《江湖儿女》里的青年巧巧这个发型的出处在《任逍遥》里有讲：“那天我看了个VCD，美国大片，讲一男一女正在餐厅吃饭，那女的特漂亮，头发特像你。

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他们突然就想抢劫了，一掏枪，抢劫！

”嗯，他说的正是《低俗小说》。

开头提到小武想买《小武》《站台》没买到，也是只买到了这个。

《低俗小说》乌玛·瑟曼的BOB头引领世界潮流，大概也击中了贾樟柯

《江湖儿女》巧巧又穿上了这套炫黑·刺绣·民族风肚兜+艳红·薄露透·性感罩衫的经典装扮。

听说衣服是照着《任逍遥》里重新做的——年代久远，原来那套早不知扔哪去了。

这是年轻时的巧巧，而中年巧巧则穿越到了《三峡好人》时代——一毛一样的衬衫，背包，一脸迷茫和沧桑。

放到现在这个大妈扮相显得稍稍有点out of fashion，不过倒很吻合剧情里巧巧坐了五年大牢刚被放出来的感觉。

《江湖儿女》里的巧巧“碰瓷”股神张一白

同款look在《三峡好人》里，服装组真是很省钱了改革&拆迁贾樟柯一直对计划经济转型时期的变迁十分关注。

可能对于山西这样的产业结构单一型省份来说，煤矿工业的兴起、衰落、转型、私有化是许多家庭都避不开的话题。

贾樟柯爱矿区生活爱到什么程度呢？

同样的矿工宿舍区场景，在《任逍遥》和《江湖儿女》里让赵涛走了两遍，从宿舍过桥走到城际公交车站，路线动作都是一样的。

《任逍遥》里的巧巧，多年后在《江湖儿女》里跟父亲又走了一遍这条路巧巧的父亲在矿上务工，几杯汾酒下肚，就壮起胆子打开大喇叭痛斥矿长的腐败行为了。

父亲的工友告诉巧巧，小道消息说矿工及家属可能要被统一派到新疆去，后来巧巧真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不过不是迁居，只是一场不靠谱的艳遇。

愤怒的矿工不止巧巧爹一个，《天注定》里姜武饰演的大海更狠——因为不满村里的煤矿被富豪侵占、由公有变为私人所有，大海写了一封信想寄给中南海，没寄成就搞了一把大猎枪，连着崩了一堆人头。

《山河故人》里为赵涛争风吃醋的两个男主角之间的矛盾，也依附在了煤矿的变迁上。

张译演的张晋生承包了煤矿，就公报私仇地赶走了矿工梁子，因为他们两个是情敌。

与煤矿情况类似，各大工厂也在进行改制和迁移。

《二十四城记》讲述的就是国营老工厂迁移给人们带来的改变。

除了煤矿和工厂，贾导对三峡移民也很感兴趣，拍了又拍。

《三峡好人》一开始，船上的广播就告诉大家，这里是从奉节岛前往崇明岛的太白号长江客轮，坐船的大部分是去往上海崇明的移民。

望向两侧岸边，奉节的老城居民楼都被库区的水位淹没了。

三明要找的地址已经在水下了《江湖儿女》巧巧坐的游船上也有这样的广播，岸边也有即将被水淹没的居民楼。

巧巧在岸上找到那个信基督的女贼时，许多移民正携家带口，失落地乘船离开他们的故土。

巧巧和三明都是从山西到重庆奉节寻找对象下落的，可是找寻过程都颇不顺利，对方也都不想见他们，真是平行世界里的两个苦命痴心人。

金钱&情感关于《江湖儿女》的英文片名，贾樟柯一开始想的是《Money and Love》，金钱排第一，爱情排其次，很俗，但也很贴切，电影的核心的确是这两件事。

贾说他以前听电台热线，老百姓咨询的最多的两件事儿就是钱和感情。

是啊，谁会不在乎这两样东西呢？

《江湖儿女》里，巧巧和斌斌在小宾馆里重新碰面的时候，也激烈讨论了这个问题。

巧巧说你跟我回吧，斌斌说要回也不能这么回，巧巧明白了：得有人有钱你才能回去，对吧？

斌斌说，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斌哥一生都在为钱打拼而不得，他放弃了与巧巧的情，等想找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回不去了。

巧巧和斌斌因为对钱的观念不合而分道扬镳电影里，钱、情、义的关系作为一条线索，若隐若现地穿插在片中。

片头巧巧给司机钱，司机客气推脱到帮斌哥不用给我钱，巧巧说耽误你赚钱了，拿着，这是巧巧的讲究；最后斌哥走了，给巧巧也留下一沓“耽误你了”的钱，巧巧却气到炸，心想你居然拿钱来衡量我的义？

这是巧巧的霸气。

还有个小细节插曲，斌哥的马仔拿着一张假钞，反反复复地塞进验钞机听那声“请注意，这是假币”玩。

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假币，也是因为人的钱袋跟不上欲望了嘛。

《山河故人》里的梁子没钱但是家里摆着关公像，象征他心中还有一份义；而《江湖儿女》里的斌哥以关公像为尊，最后却落了个不义之人的名声《任逍遥》里的小阿飞调笑：“美币，那就是美国人民的B啊！

”还要炫耀给周围人说：“一张能换好多钱！

”《三峡好人》韩三明在船上看卖艺的表演欧元变人民币，电视机里放的都是小马哥用美钞点烟的经典画面。

他听人说，“人在水上漂，就要靠美钞！

”

崇拜小马哥的不止斌斌那样的县城大哥，连三明那样的老实人都会受影响《山河故人》对美钞的迷恋程度更进一步，张译直接给董子健饰演的儿子取名叫张到乐，Zhang Dollar！

生下来的使命就是挣！

大！

钱！

董子健饰演的叛逆儿子张Dollar《江湖儿女》里发了财的二勇告诉斌哥：我现在只有两大爱好：一个是看《动物世界》，另一个是看国标舞。

这让我想起《站台》里也有个小配角叫二勇，文工团解散后，这伙计就脱离大部队去做小买卖了——难道，如今爱国标舞爱到棺材里的二勇哥，当年也是混文工团的？

看来还是下海经商有钱途啊，文艺没希望……文工团&歌舞厅科长对歌舞永远是充满激情的。

小武一开始不会唱K，被梅梅一脸嫌弃，后来就在梅梅的指导下变身麦霸了。

小武什么都不会唱，两人只能尬坐在《任逍遥》开场第一个镜头里，小贾（彼时还是小贾）就亲自上阵，穿个老头跨栏背心，站在大厂房里自嗨地唱意大利歌剧。

《任逍遥》最后出场的那个警察的扮演者貌似就是《江湖儿女》的二勇哥（高糊画质尽力了），惩罚犯人的方式都是：去，站到墙角唱歌去！

你不是爱唱歌吗？

斌斌就老老实实唱了任贤齐的《任逍遥》。

《任逍遥》结尾贾樟柯关注90年代、世纪之交的作品比较多，唯独第二部电影《站台》定位在80年代，专门追溯文工团的闯荡生活。

《江湖儿女》最重要的一首歌是叶倩文的《浅醉一生》，当年是《喋血双雄》主题曲，也很契合《江湖儿女》的情境。

这不是科长第一次用叶倩文的歌了，《山河故人》里2024年的澳大利亚还能响起叶倩文的那首《珍重》。

流行曲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不计其数，扒下来就是当年的时代金曲合集了。

记得《江湖儿女》巧巧后来心情郁闷就跑去奉节小歌舞团跟着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吧？

《三峡好人》的奉节县里也有个光膀子的男人，拿着麦克风在昏黄的灯光下豪唱“酒干倘卖无”。

尬舞也是贾樟柯电影里县城人民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

永恒女主角赵涛的人设基本都是会跳舞的，在文工团跳，在老式俱乐部跳，在新潮的迪厅跳，在世界公园的演出台上跳，老了也要在自家院子里跳……

这段迪厅舞眼熟吗？

赵涛在《山河故人》里跟张译跳了一遍，在《江湖儿女》里跟廖凡又跳了一遍。

《江湖儿女》还插了一小段与剧情毫无关联的纪录镜头，一群大爷大妈在快乐地跳广场舞，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光，真美好啊。

汽车、火车、轮船、UFO贾樟柯也爱用交通工具的变迁表现时光流逝。

《山河故人》里张晋生身为煤老板的富豪标志是一辆新买的红色桑塔纳，《江湖儿女》里的斌哥开皇冠，后来差点被皇冠磕破头没了命，再后来还是羡慕有更壕的车的人。

煤老板泡妞的致胜秘籍——拥有一辆桑塔纳《江湖儿女》第一场戏是一辆颠簸的老式公交车上，一些普通百姓茫然疲惫的神态，最后镜头摇到靠在窗边打盹的巧巧。

画质和场景都十分粗糙，非职业演员群像，看似随意的一组镜头锋芒毕露，简直找回了我第一眼看《小武》时的那种惊艳的感觉。

《小武》第一场戏也是公交车，小武自称是警察拒绝买票，几秒钟后原形毕露，原来他是个小偷。

第一场戏就把这个小人物拍活了。

《站台》第一场戏也是文工团结束演出后，乘着夜色坐大巴离开。

《任逍遥》里，巧巧也坐在靠窗的位置《江湖儿女》从绿皮火车到高铁，反映出十几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徐峥演的大忽悠在火车上对周围人说，就应该坐慢车，看看大好河山，慢慢看，慢慢品。

上次《山河故人》赵涛也对儿子说过类似的话，她送儿子出国前母子俩坐了一次绿皮火车，她说希望车慢点，妈妈陪你的时间就能长一些。

几次去三峡都是坐船。

最后还有终极时髦的交通工具——UFO，构成了贾樟柯电影里为数不多的超现实部分。

徐峥天花乱坠地讲他的新疆探险旅游项目，说要带游客去找UFO，结果对面的巧巧一脸严肃地说，“我见过，见过一次”。

徐峥自己都不信，还以为捡到个免费托儿咧，后来知道勾搭来个刑满释放的女犯罪分子，顿时怂了。

巧巧搁哪儿见的UFO呢？

在《三峡好人》里。

三明也看见个魔幻场景，一个人在废墟上空走钢丝。

这时配的背景音乐是林冲夜奔。

所谓“宇宙的囚徒”，跟夜奔的林冲其实是一回事啊。

《小武》写90年代，《站台》写80年代，《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写千禧年前后，《天注定》写眼下。

而《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都有超长时间跨度，站在一个更全局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和人心的变化。

无论籍籍无名还是蜚声国际，贾樟柯都执着于在同一个画框内，用同一群人物演绎不同的人生命运。

可能一个舞台下面有个观众是小偷，他的名字叫小武；可能一个文工团路过一条路，他们来自站台；可能路上站了个女人叫巧巧，巧巧在等一个矿工；可能一个矿工心里有解不开的结，他想去趟三峡……说是贾樟柯宇宙也好，说是平行世界也罢，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的众生相。

何小沁/文 原创请勿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