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视性幻觉

《柔情史》海报这部片子的中文名字叫做《柔情史》，英文名字叫做《Girls always happy》。

可影片却描写了一段让人极度不适的畸形的母女关系。

一边是自我模糊但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另一边是抗拒但不曾真正意义上主动改变的女儿，我第一次这么讨厌两个主演角色。

这种矛盾感也延伸贯穿整个影片。

这对母女的人物性格，一边有着极致的浪漫，一边被浓重的市井气紧紧缠住。

母亲尽管迈入老年，依然向往文学创作，还会陷入恋爱后，露出小女生一般娇嗔的笑容。

但另一边，两人每次的聊天话题都绕不开「年迈爷爷的遗嘱」。

她们不停算计着，惦念着那套爷爷的老房子。

但行动言语里，充满了对老人的嫌弃。

小市民的神情和语气都让人生厌。

这种复杂或许也是人性的真实写照，是真实生活的一体两面。

杨明明饰演的女儿，导演专业毕业，转行做编剧，但却始终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

每一次恋爱都失败。

最接近婚姻的一次爱情，也以分手告终。

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太好了。

她在影片后半程和母亲的谈话中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

你看，她的潜意识里，世界是不会这么美好的，疼痛才是真实的。

唯有疼痛，她们才可以始终作出攻击的姿态。

在这一点上，两个人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让我最最不舒服的地方是，我在这部影片里看到了一段畸形共生的亲子关系。

有人会堂而皇之地冠上「中国式母女」关系。

我举双手双脚反对！！

亲子关系从不应该一概而论。

不是所有的亲子关系都充满了伤害，也不是都充满了无条件的爱。

前者是不幸的，但不是没有机会改变。

后者是幸运的，但也不应被过分赞扬。

亲子关系就是在彼此不断自我完善/互动中，渐渐探索成立的。

孩子是父母的选择，但不应成为父母的延续。

我眼中真正好的亲子关系，应该是互相独立而互相支持。

最后聊一聊总体感受，故事立意很好，一个脱胎于北京胡同的故事，充斥着一种粗粝的美感。

但中间过渡的一些镜头和故事本身联系不大， 使观看体验有割裂感。

人物对白不够口语化。

杨明明的作品第一次看，还未看剪辑的长江图。

她镜头语言粗糙的就像学生作品，一点也不流畅，一点儿也不像呼吸一样自然，可她就给你看她每一个镜头的意图，我甚至能看到她画的一个个分镜头，这可太糟糕了，但那又怎么样呢？

粗糙反而添彩。

我可以理解她的所说的真实，她说“美不够真实”。

她看世界的视角也许是普遍认为的“病态”，自私狡诈就摊开来给你看，这部影片很用力又直接的表达了她的视角，我认为就是值得一看的。

她敢把她所认为的真实，赤裸裸的呈现出来。

母女虽然生活在斤斤计较和鸡毛蒜皮里，她们是赤裸的，是敢于呈现的。

到底何为高洁？

何为美？

真实不是一种美吗， 诗与龌龊不可以共存吗？

灵魂直接的表达，不考虑美的表达，她很自私也愚昧，但无所谓展现她的自私和愚昧。

自私、懒惰、糊涂、计较，本来就是人的一部分，就像两人的素面朝天一样，何必粉饰生活的斑点呢？

吃喝拉撒，凭什么上帝不拉屎。

母女两人是两朵浑身带刺的暗淡玫瑰，失去了对方的刺反而活不下去；渴望独立的同时互相吸血，看不惯对方，也看不起自己。

即使追求文艺的生活，哪里又逃得开捆绑的亲缘关系。

总之太开心能看到如此“不装的”电影， 约翰·伯格说 “在电影的天空下，人们明白了他们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们发现了在他们单一的生活之外属于他们的东西。

……（电影）为灵魂提供了整全的庇护所。

” 这《柔情史》给的是漏雨的草棚，欢迎您来瑟瑟发抖地同时赞美雨声。

显然这是一个纯女性化视角的电影，从这一点上来说非常的纯粹。

就独立电影而言是很有意义的。

要说参照的话，只能是在这些年新出女性主题的电影中去找。

个人觉得对标《春潮》是合适的。

但是在叙事上肯定是不及《春潮》的。

两部影片都清晰的阐释了母女关系的这种主题。

避无可避的房间，避无可避的母女亲密关系。

而且都有一个不懂事，完全任性自私的母亲。

两个母亲作对比的话，一个是自私的社区集体主义出身的母亲，一个是自私的文艺青年母亲。

总之，都没有好妈。

但是相对比而言，《春潮》的设定更加感人一些，就是妈本身不正常，女儿却坚持做个正常人。

而本片的设定之所以有资格对标《春潮》，就是她拍出了有一个什么德行的妈，就有一个什么德行的女儿这一历史规律。

这也是理所当然事实。

片中的女主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所以习惯伤害别人和自己，那个好男朋友他是不可能一起过的，她理解不了他这个善良男友的任何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人脉广阔的事业，还有钱。

然后自己作妖跟人家分了，他妈也得帮着赖别人。

“他离过两次婚，一定有问题。

” 这对母女自己永远是没有问题的。

两个人人品都极差，想霸占爷爷的房子。

都没朋友，两个人的闺蜜也都不怎么涨脸，也都是合情合理。

而主线是母女俩的相爱相杀，那更不用说，正所谓奴使奴累死奴，女性才最知道如何伤害女性。

而电影里两个人也都是不停地吃，这种不停地满足口腹之欲，一是代表着很多的隐喻属性，一是暗示两个人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非常的匮乏。

显示出无尽的饥渴。

最后两个人都是本能的尖酸刻薄，本能的都很坏，生活带给她们的是尖酸刻薄，她们也都统统反馈给这个世界。

本文为国际著名电影杂志《银幕》（SCREEN）在《柔情史》柏林电影节首映后为其撰写的评论。

原文作者 | SARAH WARD翻译 | GlueYoung如果将萨克拉门托的底层中产阶级换成北京的胡同老百姓，那么《柔情史》则可以被称为中国版的《伯德小姐》，电影展现出爱恨交织却又坚不可摧的母女关系中所有的起起伏伏。

编剧、导演、剪辑师和演员心中似乎都隐匿着一处黑色漩涡，这漩涡不加修饰地吞没了所有的温暖与柔情，时不时发出一阵阴郁却有点好笑的咕噜声。

“世上唯一还不清的债就是母爱。

”《柔情史》毫无畏惧地探索亲子关系中的不融洽，并且得益于两位主演精到细腻的表演，电影将日常冲突生动地表现出来。

杨明明和耐安从婚姻吵到钱，从钱吵到餐桌礼仪，而也恰是这吵闹使《柔情史》愈发精彩迷人。

然而，这部电影虽然充分彰显了演员的精湛演技和初执导筒的导演的不俗能力，但是丰满的人物和敏锐的洞察力却难以与叙事主旨相匹，因此影片的影响力极有可能局限于电影节。

片中最明显的无疑是二十多岁的编剧小雾和她的单身母亲各自的绝望，她们深陷生活与事业的双重泥潭，将自己心里的不快抛掷给对方。

母女间的怨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小雾无法原谅母亲以前做出的决定，怨她让一笔不菲的拆迁费打了水漂。

而母亲也从来没落下任何一个批评小雾的机会。

如此的针尖对麦芒使小雾发出“世上唯一还不清的债就是母爱。

”的悲叹。

影片深谙亲子相处之道，上一秒可能还不共戴天，下一秒就可能相拥入怀。

有两种情形能让这对母女暂时偃旗息鼓，平时不可遏止的狂怒到饭桌上变成了涓涓细流，再不然也只有外公的在场才能压下她们的互撕炽焰。

母女的每次交流都让观者感慨她们是那么的相像，即使两位当事人都不愿承认，而这种相像不仅限于她们共有的创作追求和遇人不淑上。

《柔情史》的爱情线稍欠说服力，小雾和离异电影教授纠缠不清，母亲对刚离异的宝刚突然来电，不顺遂的感情生活更是加强了两人的联系和对彼此的依赖。

杨明明本人就是和她的母亲在片中的环境长大的，这也就解释了《柔情史》中氤氲的艺术模仿生活之感。

电影模仿的不光是母女关系，还细致地描绘了家的角角落落，邻里邻居的生活气。

鲜活的摄影也为电影增色不少，摄影机跟随骑着滑板车的小雾在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横冲直撞，让胡同老巷也熠熠发光。

盘桓在日常场景的镜头像眼波流转，喜爱之情尽显，直接剖开电影内核：你我的爱与憎往往是为一物。

《柔情史》剧组在柏林电影节

很多场景我和我妈都有发生过，很多对话也一样，可是要说起来，我从童年到现在快30岁的年纪，其实从来不觉得我们相处的有多愉快，在妈妈那里得到的基本语式基本都是，你穿这件衣服真难看，你咋越来越不会收拾自己了，你要抓紧多存钱，要不是因为找了你爸我早过上好日子了你老公是不是出轨了，看紧点 等等之类的语言，不得不说我经历的母女关系和这部剧如出一辙，于是我选择一毕业就结婚逃离她逃离家，可是又发现自己由于种种能力和性格的缺失，永远也摆脱不了这种相处模式我越来越怕我变成她，有时候想想其实人更需要的自洽的过程，自己接纳自己就好了。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微信公众号代际传递下的女性贫困纪实青年导演杨明明的处女长片《柔情史》在去年游历过各大电影节之后，终于来到院线银幕跟国内观众见面。

新作延续了她对青年女性生活的关注，从友情层面向亲情进阶，将一对母女复杂的爱恨关系放置在一个窄狭空间中行进着演化着，让观众如照镜般直面最真实却又令人啼笑皆非的代际关系问题。

影片选定的独特空间——北京二环内胡同里一间雨天会漏水的廉租平房——成为了这种“中式女性贫困”故事发生的最佳场所。

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厨房和餐厅，一包牛奶要喝得一滴不剩，一锅羊蝎子要留着分成两顿，洗衣机放在廊院里甩干时摇晃得需要一个人全力摁住，住在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夜壶。

导演用极大的耐心向我们展现了这对母女的日常生活，从事无巨细的衣食住行到各自的工作与爱情，在看似闲散的叙事节奏里，以充满生活气息的三种食物为章节，勾勒出一幅当代都市中低层女性的生活肖像。

《柔情史》试图通过一些讨巧的视听手段（声画对位、快速横摇、环境声混响）摆脱同类型题材的电视感，但为了表现这对“文青”母女的姿态，在人物对话中加入了很多非日常的台词，在这种纠结和矛盾中，同时讨论着文艺创作中“真实”与“审美”的关系。

所以，在影像的创作意图上，导演一方面想让影像看上去没那么乏味、低级，一方面又倾向于保留、还原生活的纪实感。

这使得成片时观众与影片的距离被拉近，它的切入点极其细微，姿态也很低，人们就像在看自己的家庭日常实录一样（有映后的观众笑言：导演在自己家装了监控摄像头）。

而影片之所以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除了所呈现的生活细节和母女感情羁绊以外，它还展现了很多国产同类型电影里，没有正面涉及到的“女性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中的年轻女性贫困。

何为“女性贫困”？

日本的NHK电视台早在2014年就做过一档名为《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的社会调查节目，在节目中，记者采访了日本各地区年龄在18-45周岁的年轻女性，她们由于家庭等各方面原因导致自身经济状况窘困，生活艰辛。

有的人因为出身贫困一边身兼数职一边函授学位，有的人正值青春却因为背负巨额助学贷款不想结婚，有的人与伴侣离异或伴侣意外身亡后独立抚养孩子，在精神与金钱上孤立无援，有的人由于意外妊娠被夺走了生活的一切最终只能投身色情行业。

在这类贫困的年轻女性群体中，有一大部分人来自单亲家庭，而有另一大部分人，正在成为单亲家庭。

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经济拮据，却十分注重自己的仪容外形，在服装和发型上颇下功夫，乍看上去跟普通女性相差无几。

她们尽力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追求一定意义上的“体面”，但往往需要寻求心理咨询与援助，通过少量药物稳定精神状况。

在长期的跟踪调查中，记者发现，作为今后社会的支柱、未来孩子们的母亲——年轻女性这个群体在男性优先的企业文化里，成为了普遍贫困的社会族群。

而这种现象，则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因为不同原因成为单身妈妈的女性，在得不到足够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将贫困传递给下一代。

为此，节目组进行了后续报道《女性贫困——代际传递效应的冲击》。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踏入社会，大部分工作稳定的高学历女性也要面临着“如何工作和生孩子两不误”的问题。

当今社会，女性通过婚姻与生育实现生存物质交换已不再是主流，但“嫁个好男人保障一生”与“养儿防老”这样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支撑一个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生存下去的社会构造发育不良，而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又在逐渐扩大。

总有一天，女性贫困会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体制内一个肉眼可见的囊肿。

虽然中国和日本的具体国情不同，但可以比对的是，在当下全民热议“996”工作制的大环境中，城市年轻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状况，以及同样会在单亲家庭里进行代际传递的贫困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丁克，抑或无恋爱欲望、忙于工作而导致无时间社交结识新的人从而长期保持单身状态。

这与国家的某些政策或许有相悖之处，但重点是，作为未来社会的一大支柱，广大年轻女性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乐观。

较于男性普遍更少的就业方向、岗位数量和薪资水平，大多数的城市女“白领”过得并不如表面那样光鲜亮丽，“年轻女性贫困”问题在中国同样严重。

因此， 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的出现，多少有一点为中国当代“女性贫困”著书立传的意味。

至少在目前的华语电影范畴里，还鲜少有这类个性突出、重点分明地描写女性日常生活的作品。

影片让观众不仅看到了一出母女之间的疯狂Drama，它还让观众（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女性群体）深切地感受到近在咫尺的窘迫生存状况。

从事业晋升到恋爱婚姻再到赡养老人、福利保障，《柔情史》一一地向观众抛出这些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问题，影片对于年轻女性自我价值认定的启发意义，或许远比只将其作为一部中式家庭伦理情节剧，要来得大且多。

一直以来，女性角色无论戏份大小，其形象定位和发展塑造都是依傍在某个故事类型或者其他的强社会话题之下的，影片在结构故事和宣传的时候，也注重于影片所依傍的那个更加引人注目的社会话题，而不是人物本身。

即使是一个大女主的戏，她们也并不成为一个完全的独立个体活跃于银幕上，因为她们身上承担着过重的叙事功能。

比如《宝贝儿》中关注“无肛女孩”这样的医疗事件，《淡蓝琥珀》借用一个丧夫女性的遭遇来探讨社会阶级贫富差距，《嘉年华》聚焦女童性侵案和流浪未成年人问题，《亲爱的》主要呈现拐卖儿童对不同家庭造成的伤害与影响，而《过春天》则是在融合青春与犯罪类型的架构中完成对跨境学童和“走水客”现象的社会话题讨论。

在电影里我们能看到不少的女性主人公，也能看到不少的“贫困女性”形象，但那往往是一些出于叙事上的戏剧性目的而量身定制的角色，更多的是为了整体故事的发展而特意设计的人物出场背景，影片中所表现的她们的贫穷状态和其所处的底层周遭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合理推演后的结果。

以往的电影创作者们都意在创造一个可供观众想象且用以同情的贫困女性形象，并希望引导观众走向影片既定的故事情感氛围里去，完成共情已经是他们能做的最大努力，留给观众对单个角色形象背后的思考空间便几乎不存在了。

这其中难免带有着创作者创作时和观众观影时，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式关怀。

并不是说，这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是失败或者糟糕的，里面依然有十分动人、出彩的部分，只是在这些文本中，女性的存在感来源于创作者的“我需要”，而这个“需要”多是出于叙事目的。

所以关于“女人们的故事”基本只停留在“设定”阶段，观众都有一套严密智能的心理补全机制，创作者在这样的预设下，只要让观众接受“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可以展开后续的故事发展了。

角色与其在各自环境中的真实互动，和由这些互动所产生的发展变化是很少被提及的，往往人们看到的都是一往而深的苦难，一往无前的“圣母”，和义无反顾地挣扎。

所以，到了《柔情史》这里，一切变得不再温柔，也不再刻板。

所有能让你会心一笑的瞬间，都来源于自身的生活体验，你觉得银幕上正在发生的故事就是你与母亲的日常，你觉得影片里的母女怎么拥有这么多缺点，这么不招人喜欢，影片在挑逗和玩弄的，正是观影关系里的仿真性和冒犯感。

点睛之处或者说尤其造作之处，就来自于片中人物谈论“真实”与“审美”之间关系的姿态，小雾认为，真实比美有力量，所以她并不信任任何一种太过美好的东西。

生活对她来说，必须时刻充满着危机感，而这个危机感的最主要来源，便是一种身处底层的贫困。

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有钱。

母女俩作为北京土著，没有因为拆迁占到便宜而反被房市浪潮吞没，暂时蜗居在二环内的某个胡同小院里，每天谨慎地打量着邻里关系和警惕地审视着院里院外的来人。

早亡的父亲留下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但因为惦记着他名下的那套房产，母亲多年来亲身照顾着老人的饮食起居。

不是所有的文艺女青年都只知道风花雪月。

女作家与女编剧，她不愿意自己的诗作在交流会上被朗读，生怕被人偷去什么，她不愿意站在观众的立场去创作剧本，企图坚持着作品的自觉。

但当维持生活的第一笔稿费下来，还是会立马激动到相拥而泣，大声高喊着抗日剧里的念白。

生活中最振奋人心的，永远是实打实的金钱，不论你是能通读《斯通纳》，还是喜欢阿布拉莫维奇。

《柔情史》让两个小市民脾性的女人迎面相撞，毫无顾忌地相互憎恶、损耗、撕扯，又不可避免地相互怜惜、理解、扶持。

这个由女儿小雾与母亲一同组成的低收入阶层的单亲家庭，其实始终维持着一个极其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她们之间的关系看似每日都在经受着各种考验，但这对母女情感上的需要程度和粘合程度要远大于一般双亲健全的三口、四口之家。

在小雾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旁人无法参与和融入的绝对磁场，无论是其他外围的男性家庭成员，还是企图进入她们生活的男性，两人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排他性”，他们最后以不同方式被母女俩排除在这个家庭单元的情感体认之外。

无论她们在发生矛盾争执和各自进入一段感情后，如何去试图离开对方，她们的生活到最后能够拥有的，依然只有彼此。

你可以说这是命运遭遇使然，也可以认为是外部环境促使，但你倒不如承认，这是她们潜意识之下的内向需求和自主选择。

家庭成员间发生的战争多起于生活小事，但这些小事皆源自生活的贫困。

经济状况的拮据加剧了母女俩在生活各种细节处的紧张程度和对抗心态。

如果她们不是住在如此狭窄的四合院里，如果她们不需要为房租发愁，如果她们拥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经济能力，那么，小雾和母亲就不会因为“先洗碗还是先洗锅”“一个碗要洗多久”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引发一场恼人的争吵了。

贫困给生活带来了一场又一场无聊的战役，她们就在这样的日常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同时，电影像我们展现了那种NHK电视台节目报道所说的能传递的代际贫困。

确切地说，小雾和母亲，其实是一种人，她们贫穷，却无力改变现状；母亲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经济能力悉数传递给了女儿，即使她的下一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女儿依然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摆脱经济束缚，完成阶级上升。

在母亲控制欲极强的严格教诲下，她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传达给女儿，虽然女儿时常有反抗和质疑，但大方向上的东西，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被女儿继承，甚至是发扬光大。

或许母女俩生活的变数在于男人，女儿通过与教授的婚姻来“拯救”自己和家庭，至少可以让目前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但她性格中的孤傲又促使其放弃了这条捷径。

于是母女俩在各自经历了一段不太愉快的感情后，再次重归家庭，继续守望着对方。

两个人还是一样的磕绊，一样的穷，一起在胡同里迷路，一同踏上旅途未知的公交夜车。

贫穷，势必会在这个家庭里继续延续下去，这多少带有着一丝宿命的意味。

所以，小雾与母亲的对抗，其实并不来自于价值观念的对立，她们性格中矫情、脆弱、尖酸、自卑的特质是一样的，对待异性的交往态度也是一样的，对家中老人的赡养问题和财产继承是处于同一阵营的，甚至连喝奶、吃瓜、啃羊蝎子的动作都一模一样，一幅越进食越饥饿，越贪婪就越空虚的模样。

这对母女是太过相像导致了水火不容，影片里表现母女冲突的段落，多少带有些生涩感，彷佛人物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为引爆点，这便成为了追求不做作之下的做作了，而人物间一味的争执也会使故事本身陷入一种重复叙事和审美疲劳，导致结尾的难以收束。

这一点，成为了《柔情史》的减分项。

《柔情史》诠释了亲子关系中一种另类的“血浓于水”和“青出于蓝”，这种凸显小市民习性的精明算计和锱铢必较，是对中国底层女性形象的生动描摹，也是对这些女性的贫瘠生活的切肤之感。

影片既不对人物的姿态作道德评价，也不施加所谓的外界压力来促成某些戏剧性的转变。

它只是将一家女人的事摊开来说，满足了角色的口腹之欲，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也满足了创作者追求的文本与生活的互文性。

上一部拥有如此复杂的女性形象的电影，可能要追溯到王竞的《万箭穿心》，颜丙燕饰演的武汉嫂子李宝莉是我们母辈集体血泪史的缩影，它关于性别权利失衡的夫妻关系，关于控制欲尺度的亲子关系，更关于广大中低层的贫困女性群体。

我们什么时候能发现她们——贫困的女性人口，从电影开始吧。

陈好康2019.05.13

虽然描写的很真实 但真的很难以下咽啊 就好比给你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逼你和他做爱一样，但是在飞机上播放这个电影 无聊又没办法看别的 看了一个小时有点让人不舒服后来看这帮奇葩真的好想吐 恶心 但也要给三分 因为我要凑够140个字 擦 你说这个影评写的 我的影评处女座 吗蛋居然还是不够140个字 我疯了 直接退了又白写了 可见我在飞机上多无聊啊 因为刚落地所以才能发 如果一直有网络 我才不看这个电影 应该够了 再不够的话 我就直接关掉了

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的开头描绘了清晨乡村、微雨码头两个情境，细说了那种神不守舍、惆怅恍惚、不由自主、带有轻生念头的感觉，称之为“地地道道的柔情”。

《柔情史》里的一些段落，譬如当镜头从胡同窗外盯着自导自演的女郎趴在屋里时，这种“柔情”变得清晰可观，将人物与观众纳入其中。

电影里的发疯和神经质，恰恰成了柔情情境里，对粗粝现实更不堪耐受的感知。

青年才女杨明明执导的这部电影，在柏林全景单元首次亮相，而后拿下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火鸟大奖与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在大大小小的国际电影节上收获不断，最终将内地首映安排在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这个关于北京核心——胡同的故事走向了世界。

相比于影片在评论体系中收获的赞誉，《柔情史》网络打分上反映的观众缘分却不算太好。

这一方面揭示了影片存在的争议特性，正如人们有多喜欢“柔情史”这个名字，人们就有多厌烦它不柔和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影片在艺术探索方面的潜在价值——豆瓣7分的艺术电影，往往才是更好，或者说，更值得关注的。

《柔情史》无可置疑的是它的，或者说她的作者性。

杨明明自编自导这部影片，并且自演了一个在他人看来与其本人高度相似的人物——一个风风火火、神经兮兮的影视编剧、北京女孩。

DV式的影像质感、大胆大量的人物细部特写、讨论美与真实性的台词，乃至对母女紧张关系栩栩如生的描摹刻画，都赋予了影片某种“私电影”的特征。

但它三段式的清晰结构、明显经过精细安排的整齐节奏以及出于对布列松喜爱的跳跃动作剪辑，又将影像从散漫纪录风格中“救”了回来，更全面地展示了困守于北京胡同迷宫空间中的一种个体生活，并且彰显了创作者在公共性上的思考与意图。

当下北京的城市生活也全景铺开，而它作为现代都市、中国首都，经常出现在网剧和塑料都市片的雄奇景观基本略去不见，只在少数几个点上以救护车外长安街、胡同前景后怪异建筑之类形式显现，似乎暗示胡同和旧城景是被选择的，外面有一个更焦虑复杂、另立规则的世界。

名为柔情史，讲述的却是一小段柔情丧失的当代生活。

这三个字确实是影片的点睛之笔，反叛又体谅地点出了创作的焦点。

它以自由散漫的艺术家创作，大胆狂放的电影语言，关心额头青筋、皮肤色斑和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沟通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狂躁氛围压抑状态，显露出了相当完整的新浪潮精神和在当下独立青年作品中已经少见的强劲表达欲望。

反叛是最关键的，反抗也体现在从形式、情节、人物动机的方方面面。

令人心生不喜的表情与心理，恰恰是我们平日里避而不见的。

可能令人疼惜、共情乃至雅韵抒发的，则是镜头必须忽略回避的。

所以日常世故里的龃龉心思被放到最大，而依恋爱欲里的柔肠愁心被一笔带过。

即使少谈些家国大事和延伸意涵，《柔情史》在对主角母女的塑造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杨明明的表演存在一定的瑕疵（虽然我们也难以确定其他演员是否能够还原这个角色身上躁动又脆弱的张力），但饰演母亲一角的耐安却如有神助，在彻底破坏自我形象之后，创造出了一个比真实还真实、彻底衰颓却仍有本真魅力的文艺女老年。

如果要找出一个同类型的角色，或许算得上《立春》里的王彩玲，但相比之下，后者的扮丑则是戏剧腔和奇观化的。

作为青年影人，杨明明的一大亮点是相对全能的创作经验。

导演系出身，与郭月（路边野餐）搭档完成的短片《女导演》崭露头角，更进一步走入关注视野则是作为剪辑参与《长江图》。

这一次，《柔情史》公认的强项则在于编剧，杨明明富于文学性因而略失口语感的台词，在这对母女的特写对冲中发生了奇妙的反应，以咒骂和哭诉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某一类型的母女关系。

从采访里看来，她没有过于强调自己女性创作的身份与立场，但《柔情史》当然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电影。

相互依偎的母女关系，也可以被更抽象地理解为女性的镜像，与更多的女性电影一脉相承。

譬如捷克新浪潮旗手维拉·希蒂洛娃与她的代表作《雏菊》、金熊奖得主伊尔蒂科·茵叶蒂的处女作《我的二十世纪》，名字还要大气、风格更加大胆的后者恰巧也将作为评委及其评委作品在上海影城与中国观众见面。

相信如果有电影节将这几部作品组合放映，观众可以咂摸出很大分量有趣又哀愁的滋味。

杨明明在“Girls Always Happy”标题下讲述女孩永不快乐的故事，与前人创作复调沟通。

当性别的议题出现，我们需要一些声音不断重复，越来越大声，因为状况仍无改变，无论是在性别间，还是在个体与权力间。

《柔情史》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自然活力被压抑的苦闷。

相比于《长江图》，此种苦闷有了更先进和更自然的，对女性的理解作为支撑。

电影评论里频繁出现的“诗意”二字不太适合用来描述这部影片，尽管故事里也不断提到了诗，甚至以一首诗歌来作为结尾。

有趣的是，这是一首和今天男性导演“诗电影”截然不同的诗歌，文辞简单、内容日常、态度尖刻，和电影一样，完完全全地去情调化。

《柔情史》想说的话多了，真实观念下视觉弱了，某种程度损害了全片的电影感。

但配合这首诗歌的长镜头，在最后创造了自己的节奏，它化身为一辆夜班客车，将我们载往它被框死的目的地。

但我们知道有两位不愿示弱的女性和我们一起，站在镜头的后面，张牙舞爪。

在这一切的冲突之后，我们感到有一些迷茫、饱足和更多的轻生念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再次来到了罗兰·巴特的柔情时刻。

"你和你妈的关系，决定了你跟世界的关系"一个生活在悲苦年代的母亲，丈夫的缺失，人情的冷漠，让他含辛茹苦带大自己的女儿，母亲将自己与社会的膈膜，对自己的束缚与规训都强加在女儿身上，从小的严格，要求的完美，独立与自强将自己的女儿潜意识里变成自己欲望施加或者满足自己的替代品；这不是所有母女关系的体现，但是起码真实的像"这本就是生活"，这是母女关系的一种表现。

女儿的任性、刻薄，生活中算计…其实就是母亲的一部分。

母女的镜像关系想互照见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刚柔并济只有"臭味相投"，女儿看似压抑着，想挣脱但是他始终也永远不会脱离母亲，因为他们都固执的爱着对方，执拗，刚烈的性格让他们谁都不会低头。

虽然这不代表着大部分人与母亲的关系，但是起码他真实的在很多方面都让人联想起自己的母亲，当然还有审视自己与女主小雾。

提一下在角色的原则上，评论里包括弹幕都在讨论所有出现的女人的相貌——“丑"。

这让我想起宁瀛导演的《无穷动》，同样是“丑角色”，并不像大部分电影中所塑造的美女形象。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学电影》中认为“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 / 男性和被动的 / 女性”，通过对好莱坞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女性形象的塑造多是为了男人，他们将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

”导演完全是在诉说着对于"凝视"的反抗。

导演极力的避免这种男性的凝视，将女性打造成一种“丑角”，从男性欲望的角度遮蔽女性被看的惯性和集体无意识。

导演杨明明，女性导演，在这一方面上反而抛开了男性"凝视"的目光，角色的塑造其实是一种"反凝视"，或许以这种规避男性导演所塑造的美女形象来强调女性的自觉.女主小雾的职业在现在看来就是一种追求自由，自我的放飞状态，一名编剧，他写的剧本不为迎合市场，（虽然他没钱，与母亲挤在漏雨的出租屋内）这让我们想起《春潮》里郭建波-记者职业，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有一定的学识素养同样也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是物质上的失败者，但他们起码在精神上追寻着自由与葆有的激情。

不管是白领，小资，自由职业者亦或者是编剧，导演，艺术家，记者……这类职业对女性来说在导演的范畴内被认为在本性上是女性身份的提高，摆脱掉原先的受制于男人的底层状态，受于职业的原因，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话语权（在能力，魅力上不输男人）另一方面他们带有一种"浪漫的自由追求者”的身份幻想，或许也是女性导演下意识的所想提升的女性意识。

有说对这类电影，“喜欢的人会很喜欢”，是没错的。

同张浅啊，私心给五星。

从真实讲起。

“有没有可能，真实比审美更重要?”此问由张宪在片中提出。

就电影本身，其中素颜出镜的杨明明、举着搪瓷杯喝水，像极了所有大爷的大爷、凶巴巴占一点权力就神气十足的守卫，一地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都在展现真实。

小雾评价那些追求者，“他们都太好了，像假的”；评价母亲的照片，自然才是最好看的。

比起真实来讲，好不好看只是其次。

大量生活化场面演得是我们自己和身边人。

在爷爷住处，母亲百无聊赖乱弹电子琴，我曾经也干过；会担心擦脸油没了，牛奶没有喝干净，修表要花多少钱，要不要焗头发；与好友嚼家长里短，两人坐店里只点一杯奶茶。

甚至，具体到生活中的强迫症，没有拧紧嗞啦作响的保温瓶盖会让人不适，超市购物卡能用到三百整。

我们都是被日常琐事牵绊的人，二十四小时围绕钱进行的战斗令人发笑，更叫人怜悯。

若只是这样，不论电影或生活就都太无趣了，所以这里有好玩的。

离婚、分手成为家常便饭，抱好友哭一顿，对坐喝白酒啃一通羊蝎子就什么都好了。

三次标题都选食物，用意在，大概真的没什么情绪，是美食解决不了的。

况且还有贝拉·塔尔，都灵的小马驹，《斯通纳》。

一对单身母女，停电、漏水、被欺负、被抛弃，一样不落体验过，骨气与自尊成了她们最看重的。

母亲希望有依靠，钱或男人都行，数次受挫后发现，“人，就要靠自己。

”她身上既存有所有单身母亲的共性，时常念叨“金科玉律”，提醒女儿自己做过的牺牲，过着养生、卫生的生活。

却又不同，一旦燃起恋爱的火苗，钱包都夹得不那么紧了，戴各色可爱的围巾，阳光好的时候，笑起来会像个女孩；和女儿经过爽快恶毒的争吵后要哭得死去活来，这些都是生活的调味品，最后一个瓜一通短信的问候，还是母女间的柔情。

大概是小雾写作的缘故，她与一般女人不同，是我小时羡慕的精神独立的人，老年人不值得同情，对看门大爷不必示弱，孤儿寡母无需被怜悯，被甩也要离开得大大方方，“胡同，胡同才是fashion”，才是自由。

她与母亲不同，需要的是能保护她才华的东西，婚姻或许不会是，但胡同是，滑板是，书本是。

男友谈及应酬，小雾最先好奇“他请你吃什么”；不认为女人只有结婚才完整，“早晚都要做个女人的。

”“我本来就是女人。

”不需要你的理解，只做我想做的事，“最可怜的活法就是为了理解”；屋里没电，可以点蜡烛，因为“点蜡烛上帝会高兴。

”男友张宪也与其他结婚对象不同，他虽试图说服小雾去迎合观众写作，去遵循规则，也庇护她去滑滑梯，在塑料浴盆里喂她啃苹果，多少也是个理想主义者。

众生大抵相似，但有人在恰到好处地好玩着。

理想一词最后回到母女，女儿已打算妥协，希望母亲坚持写作，“咱俩总得有一个人坚持理想。

”还是柔情。

一直猜它会如何结束。

念了一首叫《儿童》的诗，开车在路上带观众兜了会风，看了看北京繁华之外的夜景与那些不起眼的商店行人。